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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各种礼仪上的所需，再加上天子、诸侯统治下的各种职官，等级尊卑，礼的重次等，彼此间酬酢相见、拜会之礼也随之而作出规定。《周礼·天官》载：“太祀掌六祝之辞……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这九种拜中的四拜为正拜，即稽首、顿首、空首、肃拜。妇人行礼则以肃拜为主。关于这种拜的形式现从略，但是作揖打拱，手持兵器而先屈一膝之拜及穿戎装甲胄者不拜跪等犹能从画像等中见之，《礼祀·少仪》中所说的“武车不式，介者不拜”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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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九拜之外，还有袒和肉袒之礼，是礼中的至敬者。袒就是袒露臂膀，遇丧事与割牲都有袒袖之礼。《史记》中所说的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持其祭器，到周武王的军门，肉袒面缚，膝行而前，周武王放了他的缚而复其职。又《左传》僖公六年“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肉袒即露臂；面缚即反缚二手于后；膝行即以二膝跪地而行，衰绖即丧服之饰，这当然是礼中敬之至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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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室内起居还没有如现在的凳、椅一类的家具，所以当时在室内是铺有席子，人就坐在席上。《周礼·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各物，辨其用与其位，大朝觐、大享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一作扆），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甸役则设熊席，右漆几。”依，就是类似后世的屏风；莞筵缫席，是用一种蒲苇类编织而为席，亦有用挑枝竹或笋皮编者；熊席则设在野外所征之地，在席周缘则加纯缘。《论语》中也说“席不正不坐。”这都是当时人是坐在席上的记述。铺席的多少，也是尊卑之别的表示。天子用席五重，诸侯用三重，大夫再重。由于室内铺席，所以要脱了鞋子才进入室内，以免尘污之嫌。《礼祀·曲礼》“户外有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即是说在门外有脱屦在，有二人在内，必须听到其高声谈论时才可以进去。春秋时晋平公有一次召师旷，师旷上堂没有脱履，平公怒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除了入室须脱去鞋子外，在燕宴场所，还得脱去所着的袜子。《日知录》曰：“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左氏传》曰：“古者臣见君解袜，既解袜，则露其邪偪。”《左传》载：“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诸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注：“古者见君解袜。”在燕时解袜且以跣足为欢，但是在祭祀时则不以跣足乃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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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席子当然也不易发现实物，至于几则在稍后时已有发现。据汉代阮湛云：几长五尺，高三尺，广二尺。马融以为长二尺，二端赤，中央用黑漆，恐亦据汉几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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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坐在席上，当时坐席的形式是将两膝着席，把臀部压在后足跟上。若彼此有所敬时，则把身引直伸腰即是跪，或俯手作揖，或二手下席即是拜之礼。所以拜之礼也较方便，因而一日之间宾主相答有百拜，盖亦言其拜之多也。这种跪坐的形姿，在后世的画像石等都能看到（见第一章图1.1.8、图1.2.2、图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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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三节 周末赵氏的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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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代末年，处在西北的赵国与东胡（今内蒙南部、热河北部及辽宁一带）、楼烦（今山西西北部）接界，这两个少数民族都是善于骑马矢射的。当时汉人的战争是用车战的，车战是便于广大平原而不利于崎岖山谷之地，而骑射较轻捷灵活，所以《日知录》云：“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骑射所以便山谷也，变服所以便骑射也。”赵武灵王鉴及于此，所以毅然要习骑射，改服饰即是这种原因。《史记·六国表》云：“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又《赵世家》传：“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疑寡人。”即欲改变其固有的服饰制度而穿胡人的装束，并施之于朝会之间。这种变易是为当时所不许可，因而他与肥义商量，但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能制敌取胜，谋之于赵族中的年长者，欲同起模范作用，最后取得到了一致意见，就决然变服。这就是赵武灵王所以要改服的经过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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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改变的胡服是怎样形制的呢？唐代张守节正义谓主要是废弃上衣下裳，最主要是改去下裳，即废去下裳而只着裤，这种形式在当时是不符合朝会之间的礼服制度的。清代学者王国维氏说：“古之亵衣，亦有襦裤。《内则》：衣不帛襦裤。《左氏传》：征褰与襦，褰亦裤也。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虽有襦裤，不见于外。以裤为外服，自裤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为）车（中）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之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裤之服可知，此可由事理推之者也。虽当时尚无裤褶之名，其制必当如此，张守节废裳之说，殆不可易也。”王氏，从先前的端衣和深衣等的形制上，从便于骑射的实用价值上，从胡人与汉人生活仪俗上进行推论，说明张氏的论点是合理的。虽当时还没有裤褶服的这个名称，裤褶服的名称始见之于汉末，但从而推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形制，也是确切的。因衣裳、襦裤、深衣、袍，汉人早已服之，非此服则无服可改。《事物原会》引《舆服杂事》云：“赵武灵王有裤褶之服。”按所谓褶，即衣之在上者，也是着之于外的，其形制为短身而广袖的袷衣，也有说是一种左衽的短袍。左衽是胡人衣式的特点，广袖想是从胡俗窄袖，为适应汉族服式而演变过来的（见图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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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山西省博物馆所赠的照片，山西候马出上的陶范，东周末、春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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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上衣一作左衽式，一作右衽式。因一为原范，一为翻模后的衽式。观此像高举双手，又作跪状，疑为当时被俘者之像。根据赵武灵王改服“裤褶”服，其窄袖、短衣，或作左衽，下身着裤，都与当时的东胡族的裤褶服形制相似。《史记·赵世家》传，唐代张守节《正义》谓赵武灵王改胡服骑射，乃是废止上衣下裳的制度；《急就篇》谓：褶为重衣之最在外者，其形象袍而短身广袖，又说是左衽之袍。以此像的服式相比较，似属符其形式，唯窄袖为异。盖胡人本窄袖，汉人则又改其制为广袖。此像出土时间早于赵武灵王，但其衣式，与胡服相似，所以认为是胡人的服饰。赵武灵王的改服胡服，谅即取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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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金村出土，金银错镜中之射虎图纹饰，选自《战国绘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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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所戴者，为双鹖尾冠。《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俗谓之大冠，加双鹖尾，竖左右者为鹖冠，又名冠，为武骑勇士所戴。像中冠作弁式，当为用武弁而插以双鹖尾，与汉之大冠略异。其插双鹖尾者为鹖冠；其施于大冠上者，则为武弁大冠；后世武弁大冠有改插貂尾者，则叫做貂蝉笼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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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所着的，当属于战甲一类的服饰。《左传》载：襄公三年，楚伐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干”。组甲是漆甲色成为组文，被练是被用练做的战袍。这二种战服，一种以兕犀或水牛皮做的甲，而用组条连缀成整体的甲状；一种是用绵练一类的织物做成战甲式的战袍，类乎后世的绵甲。当然，组甲坚而较重，被练轻而便捷。此像中有圈点纹，一若作甲扎状者，但马脚上亦有之，恐非甲片形像。但其臂与身均分属不连，与三属之甲即上身与肩臂、髀裈、胫缴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相合，则知像中所着的当是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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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是北方民族所着的，以其便于跋涉于水草之间，适应于胡人的游牧乘骑，赵武灵王也必变履舄而改着靴。《释名》云：“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虽然古代的鞋子也有用皮制的，如《左传》中的豹皮做的舄；《仪礼·士冠礼》夏用葛，冬皮屦，但都没有统的，而靴是有统的。《说文解字》“鞮，革履也，胡人履速胫，谓之络鞮。”《中华古今注》：“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这是着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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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上戴的冠，也采用了北方民族的貂皮冠。依据汉代胡广的说法：“意为北方寒凉，本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则当时赵武灵王亦必采其貂皮而施之于冠上，有可能在原有的皮弁形制的基础上而加上胡人的特式，用貂皮暖额。《战国策》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注谓大冠，武冠；箕，簸器。言其冠形若簸箕式者。此种冠是否即是赵武灵王所戴的形制，尚难证实，推之当时齐国已有此冠，其由来或自赵国。大冠至汉世称之为武弁大冠，想系初时在弁形上加以箕式形的一种冠，如图4.3.2头上所戴的类弁形。其加箕形者而又加貂皮暖额者则称之为貂蝉冠，因其前加金蝉之饰的原因。其后由实际御寒的作用改变为将貂尾插之冠上作为冠饰，再加金珰附蝉，所称的貂蝉冠大致由此而得名。后其子惠文王立乃有赵惠文冠之名。《后汉书·舆服志》云：“武冠，一曰武弃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这种从实用始而后形成附饰作用，是合乎一般服饰发展形成过程的。由于大冠两耳旁有掩耳保暖的两片，其后又改成细薄如蝉翼，所以认为惠即蝉的意思，这可能是后世人推而附加其说，因惠文王即武灵王之子，继位后因就前冠式而改进之，因而后人就称之曰惠文冠。按《玉篇》引《山海经》云，鲎鱼如车文（车当为惠）。刘逵注《吴都赋》作惠文冠，因“鲎鱼似便面”，推之则惠文冠如鲎鱼，鲎鱼如便面（障面扇），知惠文冠形如便面形，其冠当是大冠。这种惠文冠，当时尚无确切的形象，其后期武弁大冠的形象，见之于汉代的画像及实物中两耳旁作细如蝉翼状即此。盖用漆纱为之，以其有似蝉翅状且其式亦相似的原因（见第五章图5.1.16男诸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