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铠甲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北方各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加以南北双方矛盾重重，南北二方的战斗相当激烈，篡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因此对于战争工具十分讲究。加以练铁术的提高，钢开始用之于武器中，铠甲等发展也达到精制。《晋书·赫连勃勃传》云：“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环”；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这虽是统治者的残忍暴虐，但也逼使工艺者在这方面精工炼制。《慕容超传》云：“今据五洲之疆，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周书·突厥传》亦云：“居金山之胜，为柔然铁工。”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魏书·崔延伯传》载：“延伯既破秦城，乃与宝夤率众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邺中记》亦载：“石季龙的左右万人，皆着白色细铠，光耀夺目。”从这些事例看，其中虽带有夸大的描述，但说明北朝的铁甲、铁盔，是相当多而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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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铠甲，略逊于北朝，但也不弱。《宋书·沈攸之传》云：“铁马五千，浴铁为群”；《南齐书·本纪》载有：齐之东昏侯，实甲犹七万人，马被银莲叶具装铠；《宋书·阮佃夫》传中有：“所领细铠”语；《资治通鉴·梁纪》载：“侯景浴铁数千叶翼卫左右”等。浴铁乃形容铁甲坚滑如水洗过一样的光亮。这种铁甲大致是钢铁合制的铠甲。《建武故事》有：“皆重铠浴铁”语。至于东昏侯的银莲叶具装铠，恐怕是讲求外表而已。细铠当是片叶较密的扎甲，前秦之苻坚使熊邈造金银细铠也如是。所以说，到了南北朝时，铠甲比汉、晋时又完备了一步。唯当时用皮革做的铠甲也还是并存的，如《北史·白兰传》载：“周保定元年遣使献犀甲铁铠”；《晋书·马隆传》载：“奇谋间发，出敌不意，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披犀甲，无所留碍，咸以为神。”足见早期是铁、皮铠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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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期的出土文物中，骑兵和步兵陶俑以及壁画中均有不少身穿铠甲的形象，他们不单上身披甲，而且下体也加以披甲。这种实物形象，更可帮助我们认识当时铠甲的具体形制。不过铁甲的实物在目前还缺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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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身的防御外，为保护战马起见，在战马身上也加以铠甲，称之曰“马具装”。前面已说过，东昏侯的银莲叶具装及铁马万群，都是马铠的例子。又《晋书·刘曜传》载：“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及《魏书·柔然传》载：“诏赐阿那环细明光人马铠二具，铁人马铠六具”，都是关于马铠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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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女子也着铠甲。《南齐书·魏虏传》载，“太后出，则妇女着铠骑马，近辇左右”。这当是一种仪卫的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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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形象中看，铠甲虽已全备，但臂铠、披膊等部分还未臻完整。铠甲的发展过程，从秦始皇陵侧发掘出土的兵马俑中看，无疑是先从保护胸背二部分开始，然后再添加下裳部分。这胸背二部即一当胸、一当背的“裆甲”。《魏书·李平传》所云“诏平长子奖以通直郎，从赐平缣帛百段，紫纳金装衫甲”，及《宋书·孔琳之传》所说“至于袍袄、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这种裆乃是指裲裆甲与裆衫。袍袄也是作战时所用的，当然也包括侍卫所着的和仪仗所着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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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则足着靴，腰束皮带。见《北齐书·慕容俨传》：“城中食少，粮运阻绝，无以为计，唯煮槐楮、桑叶并纻根、葛艾等草及靴、皮带、斤角等物而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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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间的对峙，战事的重心逐渐移向南方，南朝又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因此对于水战工具，在这时是极为重要的。南朝在这方面是胜于北朝，水师大为发展。《晋书·桓玄传》载：“于是大修舟师，曾未三旬，众且二万。楼船器械至盛，玄率舟舰二百发江陵”；《宋书·杜慧度传》载：“慧度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又如“前秦苻坚……率步骑三十五万为前锋……晋遣都督谢石……等水陆七万，相继拒融。”都说明这时的战争必以水陆相济，不能全赖步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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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铠甲、马铠、裆甲或裆衫，它的具体形象，可见之于出土的陶俑和壁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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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象中看，这时的裆甲较长，一直掩至腹下。腰束皮带，头戴盔。甲片下端略作小圆角形，也有作鱼鳞形或有带椭圆形者，且下体己具有甲裳（腿裙），甲裳分左右二片。也有上身穿裆甲而下着大口裤，即大口裤褶上加裆甲，此式多为仪卫者的甲式。有的在甲身胸前左右各有一圆形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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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裆甲外，也有肩有披膊、筒袖等件的全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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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在出土的陶俑及壁画中较多见。基本上已具备了全身遮蔽的马具装形制。有保护马首的“面廉”、保护马颈的“鸡项’、保护马身的“甲身’、保护马颈及胸前的“荡胸”，臀部有“搭后”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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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袄的形制，指战袄和战袍，它同品官所服的袍和铠甲的形制应有区别。如果同式的话，那就不能称为战袍，如若和铠甲同式，只是在棉制的袄或袍上加以金铜钉，那又是棉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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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代人的说法，宋时的公服，乃是唐末的战袍，是窄袖紧身及短的袍，而公服则是大袖而其下又有横襕者。因此可知唐时之战袍非如铠甲形制者。又清代学者认为六朝以后，将士多用袄，多以袍袄为武服。又《中华古今注》云：隋文帝征辽，诏武臣服缺胯袄子，取为军用。所谓缺胯袄子，即宋时的窄袖紫衫，前后开衩，便于乘骑。从这点来看，所谓战袍不过是与一般袍异其制而已，非是战甲式者。明于此，则战袄的形制当较短且窄可知了。如敦煌西魏285窟中的一人不着铠甲者可能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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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九节 南北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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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通常还是席地而坐，但坐榻的习惯也很盛行。榻上设有凭几作为依靠。高句丽出土的晋或六朝时冬寿墓壁画中，冬寿及其夫人即如此。自竹林诸人后有作箕踞的；有作如佛教中的跏趺盘膝而坐者。同时坐胡林之风更盛，也就是垂脚而坐者。《南齐书·魏虏传》载：“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所称胡林（即后来的交椅，可携之而行），当是从其他民族的形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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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人的交通工具，还是用车子，且驾牛车为主，骑马不能作为正式的乘具。《旧唐书·舆服志》云：“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辍轻骑乘马，为御史所弹。”又“颜延年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南朝自东晋迁都建康（南京）后，南方物产富足，因此生活上骄奢成俗。据《颜民家训》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冯斑丝隐囊。”又“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当然，这种的生活也非一时所产生，是前期早已有之。所以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有云：“传类领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樗蒲、弹棋。又或乱顶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又邓粲《晋记》云：“谢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晋书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七贤）。在竹林七贤中以刘伶为甚，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搜神记》云：“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南齐书》云：“郁林王居尝裸袒，著红縠裈樨杂采衵服，好斗鸡。”《陈书·周迪传》云：“冬则短身布袍，夏则紫纱抹腹，居常徒跣。”观乎近来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画像中，有作箕踞坐者，有作跏趺坐者，也有作两股着足跟而坐者，可作为南朝起居生活习俗的佐证。北朝的生活也如此，有涂粉、散发等。当然这不是所有各朝都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但其风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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麈尾扇也盛行于这个时期，始于西晋后。扇用麈尾，一说能拂蝇，又说拂毡类而能使不蠹，再者，麈似鹿而大，其尾能辟尘，群鹿随麈而行，皆视其尾为准，故谈者执之以挥。《陈书·张讥传》载：“后主集官僚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后主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所以凡是讲学论道者等都执麈尾，因而士大夫、官僚们也常效法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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