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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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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五代·王建墓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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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1军 为《中兴祯应图》中的卫士一类的装束，也即前面所说的轻兵急装的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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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作战中军将士卒需要人身防御的盔甲外，他们所骑的马，也得有所保护，因此马也有马甲。《三朝北盟会编》载：“后、妃、皇子、皇女李囗献黑漆皮马甲二万副。”马甲分面帘、半面帘、搭后、马身甲、鸡项几个部分，它的形制见之于《武经总要》书中（见图9.9.1军）。按具有比较完整且作全身保护的马甲，大致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头子们的入侵，骑兵在作战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产生了对骑兵及战马的保护工具。在宋人与金人的争夺战中，金军就利用骑兵之特点，皆重铠并带索联骑，号“拐子马”，所向不能当。但被具有智略的宋将岳飞令军士以刀斩其中马的一只脚而破之。因其中只要有一马之一足斩折，其他马亦不能动。今在萧照《中兴祯应图》中犹能见到当时金人的骑兵形象（见第十一章金代军戎服饰中）。在宋人图中也能见到骑兵马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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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宋人作的《三顾草庐图》、宋或元初的《卤薄图》等也有马具装的形象（见图9.6.11军、9.6.12军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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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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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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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或元初《卤簿图》中之骑士，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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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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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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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图为宋人所作《三顾草庐图》。观其全图中兵士所戴亦帻，确具有汉时之特色，但对此马铠形制，未知按何时形制而作。因在三国后期虽魏国曹植《先帝赐铠表》有：“先帝赐臣马铠一领”之语，但其实物形像未见，所以此图不能肯定是属于三国时的形制，而属于唐、宋的形制成分居多。马甲具备有面帘、搭后、鸡项等完整构件，大致要在后来的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图为宋人所作，而内容却是三国时的故事，附此图可与《武经总要》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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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附带谈一下宋代军士作战时，除了用各种刀、枪、剑、斧、鞭、锏、弓矢等兵器外，在攻城摧坚时，有用发石的炮，且数量也不少。如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来攻时，城外即有炮五百余座，由于军、政官僚机构的腐败与无能，反而给金人取之为攻城之用。当时的炮，有七梢炮，可发五十斤石；撒星炮可发石数块，远可至五十步；单梢炮可放远至二百七十步。攻城时又有云梯、鹅车洞子等战具，作为登城等之用。其他还有如水战的战船等，现姑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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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农民起义军的服饰，由于当时记述者都是地主阶级的文人，因而对于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少的。据《宋稗类钞》载：“宣和二年十日（1112年）……方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以上凡六等，无甲胄……腊之妇红妆盛饰，如后妃像，以镜置胸怀间，就日中行则光彩烂然……。”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方腊的军士也不可能在军马倥偬中，对服式制度作多大的改变。因为起义军都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贫苦农民，他们只有在原有的服装上加以一种标帜，如在头部、胸背、腰间等某一部分加上某种色彩的、某种形式的附加件，以此来区别于统治阶级的军队。上面所说方腊起义军中用的各式头巾等也是这种情形。其后夺得战甲战盔当是可能的，但其形制大体也不会另有所定。至于衣服大抵还是当时一般人所穿的装束。我们再从后人所作的《水浒》中看，梁山泊各人也是穿当时的服装和盔甲。在描写方腊服饰时是：“头戴一顶冲天转角幞头，身穿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玉带……朝靴”，“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头……穿上草履麻鞋……”，这种装束都是当时品官和一般人的服饰。又如柴进头戴冠。按冠在隋、唐以后就废弃不用了。【19】同时由于时间较短，不可能在服饰上作多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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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七节 北方诸民族在服饰上对宋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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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北方的几个民族中，主要是契丹族的势力，后来女真族兴起，到北宋后期女真族的贵族主掠迫更甚，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的贵族主统治。在这前后长期与北方两个主要民族闹得时战时和中，于上层建筑领域双方都有着交互的影响，表现在服饰这个意识形态上也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如真定（今正定）陷落时，宋知真定府刘邈在坚决抵抗后被金人所执，就逼令他剃顶发作女真族装，刘邈不从而死。在宋人抗金文中也有：“河东士庶，首被其害，披发左衽，勉强从俗。”这种民族间逼令改装与不改装也表现为投降与不投降的战争。其后广大人民不愿异族贵族主的压迫而群起反抗，表现在服饰上，就是不愿改换金族的装束。这种斗争终于逼使金贵族主放弃了改俗换装的主张，不得不下令，“衣冠许从其便。”但在金贵族主的长期高压统治下，在服饰上也必然会起变化。如《揽辔录》中所说的：“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又如宋代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河）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在岳珂《程史》中也说至涟水、泗州（泗县），都见到塑像刻像皆作“左衽”，并说：“此制盖金人为之。”这种左衽制的衣式在山西壁画及砖雕中见之，至今在山西平遥的双林寺尤能见到这种“左衽”的塑像。【20】这是指原为宋人而沦于金贵族主统治下的情形。即在宋人方面，也有受外族在服饰上的影响。契丹族的辽虽没有命令改装易服，但其影响也是有的。如在庆历八年（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21】到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年），先后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22】”又京城一带有人穿外裔（外族）形的衣装和戴毡笠子，着战袍而系外族束带一类的，着开封府严行禁止。同时，妇女们的发式也都有效学女真的妆式，作束发垂脑的式样，谓之曰“女真妆。”首先在宫掖中仿效，继而遍及全国。又如临安舞女戴茸茸狸帽和穿窄窄胡衫，也是其中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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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有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诏禁之。”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北方民族生活中所尚者，也流传到了南宋京都临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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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人和北方诸民族在服装上彼此间的仿制和影响，在辽、金等各章中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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