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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南北朝时期的戎装，上穿窄袖褶、下穿缚袴，外披甲胄（《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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袴褶制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之服，目的是为了行动方便、敏捷。而中原地区的上衣下裳之制，则不便于骑马射箭，所以在战国时期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多为车战，而少骑射。可以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将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之服，首次正式引进中原战场，并逐渐改造为一种正规戎装。袴褶制，大约即从胡服骑射演化而来。[37]晋宋以降，南北朝都保留并发展了此种服制，尤其在南朝，袴褶制作为戎装，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兵士，都可以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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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服无定色……（《晋书·舆服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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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济字文通，历位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着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晋书·杨济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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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行北诸戍士卒多褴褛，送袴褶三千具，令奂分赋之。（《南齐书·王奂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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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驾亲戎，是指天子乘车驾亲自参与军事活动，包括亲身临战、校阅部队、行围打猎等；中外戒严，是指因发生紧急状况而实行于朝廷内外的军事管制，同样属于军事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天子可以着袴褶服，以示和将士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至于官员，像太傅杨济、侍中王济这样的朝中元老、重臣，在陪晋武帝司马炎在北邙山下检阅军队并行猎时，也身着袴褶、骑马弯弓在御辇左右护驾，可见其为能文能武的将佐之才。至于一般随行官员，在皇帝出巡时，也要穿袴褶，目的是为了方便行事。作为普通士卒，征战之服自然也少不了袴褶，所以当南齐武帝萧赜看到北征的士卒大多衣衫褴褛之时，便送去三千套袴褶服，命镇北将军王奂分发给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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袴褶服虽为戎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北朝官吏士庶乃至皇帝，也时常把它当作常服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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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爱姬潘氏为贵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后。着织成袴褶，金簿帽，执七宝缚矟，戎服急装，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南齐书·东昏侯纪》）[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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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宋书·后废帝纪》）[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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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牸牛，敝韦袴褶而已。……于（高）允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魏书·胡叟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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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皇帝东昏侯行为乖张，平时即喜欢着戎装，骑马驰骋，寒暑不变。他拜爱姬潘氏为贵妃的时候，竟然让她乘坐卧舆前行，而自己则身穿袴褶，手持宝矟，骑着马跟在后面做随从。而宋后废帝刘昱也喜欢穿袴褶，不着南朝衣冠。像此种情况，袴褶服便不再是戎装，而近于常服了。在北朝，袴褶更是常常为士庶所用常服。北魏胡叟虽为贤达士人，却不喜为官、不置产业，所以家贫如洗，即便与权贵交接，也只穿一身破旧的皮袴褶。一次，他在高允家碰到中书侍郎李璨，李璨衣着光鲜，见他衣服破旧，便对他很怠慢。胡叟心中不悦，便说：“假如老子乐意，脱了身上的袴褶、衣帽，你觉得怎么样？”意谓李璨只是衣帽华丽，但没有真才实学，凭此骄人，实为可恶。由此可知，北魏士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常常穿袴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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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袴褶已经逐渐成为男子的一种常服（图3-23），这可以说是戎装的日常化。如果说花木兰女着戎装、身穿袴褶是一个特例，那么日常化后的袴褶出现在六朝女子身上，也就较为普遍了（图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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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身穿袴褶的北朝男子（海外藏传世实物《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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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穿袴褶的侍女（南朝《斫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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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曰：“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不用盘，悉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袴褶，以手擎饮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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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翙《邺中记》曰：“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着紫纶巾、熟锦袴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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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子即王济，太原晋阳人，晋阳就在今天的山西太原附近。武帝司马炎曾经到王武子家做客，武子动用了家里的上百名婢女，手持稀有的玻璃器皿供给饮食，而且婢女们个个身穿绫罗袴褶，以示其富贵与豪奢。今本《世说新语》所言与此大同小异，唯“袴褶”作“绔”。绔与袴通，二者含义基本相同。“”音洛，《宋本玉篇》:“，力贺切，女人上衣也。”[46]据此而言，绔乃属于上衣下袴的装束，亦即袴褶制，和《太平御览》所引在意义上是一致的。王济祖居晋阳，这一带自两汉以来已有大批胡人涌入，至西晋末年已经呈现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局面。袴褶制来自胡人，而王武子家的婢女们身穿绫罗袴褶，很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在山西太原圹坡北齐张肃俗墓出土的陶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头梳双髻、身穿大口袴褶服的彩绘女侍俑（图3-25），或可作为王武子家婢女形象的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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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女俑，上穿大袖衫，下穿大口缚袴（山西太原圹坡张肃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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