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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服,多以花边在衣襟、袖口和两腋侧缝处作缘饰,时称“领抹”。由于宋时女服风尚朴素,所以领口的缘饰就成为宋代女服的点睛提气之笔。宋代词人也多有描绘。其中比较形象的一首当推赵长卿的《鹧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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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领番腾一线红,花儿新样喜相逢。薄纱衫子轻笼玉,削玉身材瘦怯风。人易老,恨难穷。翠屏罗幌两心同。既无闲事萦怀抱,莫把双蛾皱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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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牙领”即是指“抹领”。所谓“牙”,是指器物外沿或雕饰的突出部分。这正好颇为精准文雅地点出了宋人缝制“领抹”的工艺特点。据福州新店南宋黄升墓实物考察,宋代褙子上的“领抹”都是将一块整布裁剪成长条形,两侧外边向内扣折后,用针线沿抹领外沿缝于领襟之上。“牙领”之后的“番腾一线红”则形象地勾画出宋代佳丽身着的褙子上于素纱薄雾中显现的“抹领”的外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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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抹领的工艺有手工画绘,如宋代无名氏《阮郎归·端五》
:“及妆时结薄衫儿,蒙金艾虎儿。画罗领抹撷裙儿,盆莲小景儿。香袋子,搐钱儿,胸前一对儿。绣帘妆罢出来时,问人宜不宜。”[32]也有印金、泥金等,如杨炎正《柳梢青》
:“生紫衫儿。影金领子,着得偏宜。”[33]其图案以写实花卉为主,也有鸟兽等寓意吉祥的图案。在福州新店南宋黄升墓中共出土12件未经缝缀的罗质花边。其中,印花彩绘的2件,均长74厘米,宽21厘米。其中一件为五行狮子戏绶球纹,每行由四组踞、奔、立、跃姿态的狮子组成,每组花位长16厘米,狮子作黄色,绶球呈玫瑰红色,飘带显蓝色;另一件为五行蝴蝶芍药绶带璎珞纹,叶作蓝绿色,花呈粉红色,蝶显黄色。彩绘的5件:其中两件各长167厘米,宽约6厘米,花纹有茶花、菊花和荷花;一件长约74厘米,宽约12厘米,彩绘三行狮子戏绶球,每行亦由四组踞、奔、立、跃姿态的狮子组成;另两件残长约42厘米,宽约9厘米,每件花纹两行,每行由翔凤、牡丹、芙蓉、栀子组成。绣花彩绘的3件:一件长87厘米,宽10厘米,纹作两行,每行由四组蝴蝶芍药和绶球飘带组成;一件长105厘米,宽21厘米,双层缝合,花卉的轮廓刺绣,中空填彩;一件长90厘米,宽4.8厘米,作荼花纹,花及花托用罗织物剪成纹样贴上,四周用包梗线钉绣法绣出轮廓,叶用染色棉纸剪贴,钉金针法绣出轮廓,花蕊结子绣,花茎辫绣,花叶的中空填彩,色彩鲜明。印金填彩的2件:一件长118厘米,宽5厘米,花纹有茶花、菊花、芙蓉;另一件长75厘米,宽23厘米,花纹六行,每行由荷花、菊花相间组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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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或画或绣、充满诗情画意的领边风景,于素雅简洁的宋代女服中,可谓一个颇具传统且又有时代新意的特色符号。早在南朝,史学家沈约已用《领边绣》为题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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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手制新奇,刺作可怜仪。萦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不声如动吹,无风自袅枝。丽色傥未歇,聊承云鬓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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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缕坐花儿”一句说明,南北朝时期服装抹领上的这些漂亮精致的纹样很可能是直接在织机上织成的绦带。而这种织成的绦带早在战国已有使用。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素纱绵袍N1,在领的内面及外面,就加饰了一道宽不足7厘米的纬花车马人物驰猎猛兽纹绦带(图5-11)。该纹案由四个菱形组成,排列成上下两行。上行的两个菱形内的图案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右上方的图案是二人乘一辆田车正在追逐猎物的侧视图。车上二人,外侧后部为御者,跽坐,着钴蓝色衣,系红棕色腰带,头部似戴兜鍪,手前伸,作驾马状。内侧一人位于前部,似为射猎的贵族,立乘,着土黄色衣,似戴兜鍪,右手持弓,左手作放箭状。车后立有旗杆,上挂向后飘动的旌旗。左上方的图案中部有象征山丘的菱形纹。山前有一只奔鹿仓皇逃命,箭矢从身旁掠过;奔鹿后面的一兽已被射中,倒卧在地。下行两个菱形图案都是武士搏兽图。右下方的图案是武士搏虎图。武士头戴长尾兜鍪,一手执盾,一手执长剑,正与一只斑斓猛虎搏斗。左下方的图案是手执长剑的武士与一只猛兽搏斗。各个大菱形之间多填以S形等几何纹。上下两行图案相互呼应。组成一幅气氛热烈紧张、场面广阔的古代射猎图。[35]此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袍服N10的领内侧也有龙凤纹绦缘。其经线和地纬为深棕色,花纬可见土黄、红棕、钴蓝三色。花纹由三个菱形连接组成。在各个菱形的空隙间,分别填以三角形、小菱形纹,也有矮小的人形图案和展翅的鸟形图案。第一个菱形内的图案是对龙,各自作回首状,足下践一动物。第二个菱形内的图案是长尾对龙和一些小几何纹。第三个菱形内的图案是弯体对凤。因为是单独缝缀于领襟之上,这些“领襟绣”很可能会“应时、应景”替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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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素纱锦袍N1领外缘纬花车马人物驰猎猛兽纹(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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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褙子上都有花边装饰,所以花边的需求量很大,这促进了宋代花边制作行业的兴盛。从宋人的笔记看,“领抹”之类的服饰常常是单独出售的。例如,在《东京梦华录·正月》里面就记载了宋时“及州南一带”街道上的商铺里面就有专门出售“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的日用杂品,由此可见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除了固定商铺,还有一些流动小贩,沿街吆喝,唱吟通衢地售卖“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36]等物。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日用物品也可由买卖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掷在瓦罐内或地上,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者可折钱或免费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这就是宋时颇为流行的“关扑”。由于关扑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故关扑一般不赌钱,而是赌“抹领”之类的物品。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史学界一般均把它归之为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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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代,褙子仍然在穿用,这种风尚依旧流行,褙子一度被用作女伎常服。元代杨景贤《刘行首》第二折:“则要你穿背子,戴冠梳,急煎煎,闹炒炒,柳陌花街将罪业招。”元代戴善夫《风光好》第四折:“他许我夫人位次,妾除了烟花名字,再不曾披着带着,官员祗候,褙子冠儿。”乐伎只能穿黑褙子,教坊司的妇人则不能穿褙子。褙子的纹样,也是区分命妇等级的标志,体现出穿着者的身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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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代相比,明代褙子大同小异,用途更加广泛。《明史·舆服志》记载:“四袄子(即褙子)。”的意思是衣衩。在明初就曾经规定皇室贵妇以褙子为常服,品级较低的命妇则以褙子为正式礼服。可见,明代的褙子应为两边侧缝和背缝开衩的。如果前襟扣上纽或系上绳带,下摆处就也类似开衩的样式,故名四袄子。其式样如明代唐寅所画《王蜀宫妓图》中的人物形象(图5-12)。明代时有宽袖褙子、窄袖褙子。宽袖褙子只在衣襟上以花边作装饰,并且领子一直通到下摆;窄袖褙子在袖口及领子都有装饰花边,领子花边仅到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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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王蜀宫妓图》(明 唐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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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第三节 彩燕迎春入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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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人口众多,商业发展极快。据《宋史》记载,东京有居民一百多万,加上一大批没有户口的“游手”、“浮浪”以及官府机构和军队,人口更多,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城市。宋代城市民间娱乐文化极其繁盛。由于平民文化的兴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开始欣赏并有选择地采用了某些平民的生活方式。在临安街头和许多其他场合,市民生活气息颇为浓厚,达官贵人与一般平民相混杂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代城市里也出现了专供普通小民娱乐的歌舞、说唱、曲艺、杂技等从事表演娱乐的固定表演场所:“瓦舍”、“勾栏”、“乐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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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节日庆典最多,文化娱乐活动频繁,所谓“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与节日娱乐增多对应的是人们对各种节令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正月)妇人又为灯毬、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1265—1274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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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钗斜穿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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