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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卧兔儿”到底流行了多长时间？其实，这是不可能准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把握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并着重考察在这个大的时间范围内“卧兔儿”发展演变的状况。《金瓶梅词话》于万历年间成书，书中多次提到“卧兔儿”，这说明至少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但其上限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嘉靖的最后两年，权臣严嵩被削为平民，籍没家产，他贪污受贿，生活奢侈，被没收的金玉服玩，良田甲第无数，均记录在《天水冰山录》中。从书中的记录看，所有当时流行的奇珍异宝应有尽有，金玉首饰的数量惊人，但貂鼠裘皮类的服饰并不多，只有两件貂鼠皮袄、两件狐裘、两件豹皮衣、五条貂鼠风领（围脖），没有见到“卧兔儿”。[16]如果嘉靖年间已经流行“卧兔儿”，严嵩家不应该没有，据此推测，“卧兔儿”可能流行的上限在万历年间（隆庆的六年时间忽略不计）。那么，下限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演变的？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云：“扬州鬏勒异于他处，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鬆、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渔婆勒子诸式。”[17]说明貂覆额（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在乾隆六十年以前还在流行，但其样式与前面谈到的“卧兔儿”是否一样，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曹雪芹（1715—1763年）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创作小说《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版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18]，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19]可见乾隆时期已经将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称为“昭君套”，那么，这种“昭君套”的造型又是怎样的？从清代画家改琦（1773—1828年）所绘《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可见一斑（图7-6），她额头上所戴即是秋版貂鼠昭君套[20]。改琦为乾隆三十八年生人，在曹雪芹去世后十年出生，与曹创作《红楼梦》的时间相距并不遥远，应当了解曹所描绘的貂鼠昭君套的样式，因此，他的绘画与当时的式样应该是符合的。从画面上看，它的形式与前述“卧兔儿”有所差别，前面正中间的毛皮上有金玉或珠子装饰，后面也有毛皮，整体上看是一个无顶的毛皮套子，让发髻露在外面。“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图7-7）即戴着“昭君套”，她基本上是按照改琦所绘的图像来着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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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王熙凤（改琦绘《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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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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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昭君套”不是像“卧兔儿”那样仅在前额上覆盖毛皮，而是前后一圈都有呢？首先，“套”字是带有动作意味的，也就是说要套在头上；其次，“昭君套”是对游牧民族头饰的模仿，其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冬天常戴的毛皮套子，这种毛皮套子兼具保暖和装饰作用。明代刊刻《摘锦奇音》中的插图，描绘的是班超夷地赏月的情形。其中，翩翩起舞的夷地舞女头上戴的就是这种毛皮套子，在额前后围一圈，露出发髻（图7-8）。在明代刊刻的大量戏曲小说的版刻插图中，只有游牧民族的女子才有此头饰，这是游牧民族女子的重要象征。清代的统治者为以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本来就衣毛皮服饰，妇女冬天戴这种毛皮套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汉家女在模仿时，必然要取一个跟汉文化有些关系的名字，“昭君套”应该是汉人模仿佩戴时对它的命名。当汉家女想要模仿这种装饰并给它命名时，自然会想到戴上这种毛皮套子犹如出塞的昭君（汉家女），或者想象昭君戴的就是这样的毛皮套子。因此，这种毛皮套子在流行时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昭君套”。从万历年间女子头上流行的毛皮饰物“卧兔儿”到乾隆年间依然流行的毛皮饰物“昭君套”，历经两百余年，其中的演变自然非常丰富多样。清初的《醒世姻缘传》，成书时间介于《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之间，第一回写晁大舍给珍哥做了一套准备打猎的服饰：“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21]其中提到的毛皮饰物叫“昭君卧兔”，似乎可以看成“卧兔儿”到“昭君套”[22]的中间过渡阶段。当然，今天我们很难还原当时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无法界定准确的演变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卧兔儿”型的毛皮饰物曾是明末清初女子头上时尚而又奢侈的装饰品，流行地域不仅在北方地区，亦及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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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投笔记》插图局部（《摘锦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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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卧兔儿”的流行时尚与物质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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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流行的“卧兔儿”毛皮奢侈头饰，是偶然产生的，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呢？这就涉及“卧兔儿”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两个方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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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卧兔儿”与明代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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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兔儿”作为一种头饰在晚明之所以流行，与明代对头箍的重视具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大禹的时代即有缠头的情况，称为“抹额”, 《说郛》载：“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有甲马及卒一千余人，中有服金甲及铁甲者，不披甲者以红绢抹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抹额。’盖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为卫从。”[23]这是军容仪仗队列的标志。又《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云：“四夷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旁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高丽袖，红罗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24]这是舞士戴抹额的情况。后来，抹额从仪仗队、舞士的额头装饰逐渐转向普通人的头饰，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换，有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额帕、额子、苏州勒子、渔婆勒子、珠子箍儿等，恐怕都是抹额的遗意。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是女子围额装饰最为重要的时期，此类装饰种类繁多，造型各异。无论是文献、图像还是考古出土实物[25]，都很丰富。扬之水先生认为明代珠子箍儿是对元代脱木华和速霞真的继承、发展和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阔变窄。[26]老年妇女戴的较宽，年轻人戴的较窄。有的分两层，前面打结和装饰珠子等，这些都是明代的变化。明代的珠子箍儿、勒子是由乌绫（冬季）、乌纱（夏季）、珍珠等材料制成，试想有一天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流行，成为奢华的象征时，人们自然会套用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的样式，跟随其宽窄及造型进行变化，只是将材料换成昂贵的貂鼠、水獭等。这便是“卧兔儿”得以流行的基础之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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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定“卧兔儿”是对珠子箍儿、勒子的模仿，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用毛皮制成的饰品，为什么只模仿珠子箍儿或勒子等装饰在头部，而不是模仿禁步叮当佩在腰上，坠领、坠胸挂在胸前呢？这里就涉及一个物质文化的问题。对价格高昂的貂皮、水獭皮的穿戴实际上是人们富贵奢华、身份地位的象征，当人们要用它作装饰时，一定会将它戴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方[28]。什么地方是晚明女子认为最重要的装饰部位呢？仔细观察晚明女子的服饰，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明代婢女与主人的服装样式基本相同，虽然材料有所区别，但最大的差异是在头饰上。头饰是女子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不能僭越，如婢女不能戴髻等。在服装相对固定的时候，女人比拼的是头上的首饰。《金瓶梅词话》中常见女人为首饰相互攀比、争风吃醋的现象。其次，晚明女子服饰中有“显”与“隐”的问题。唐代女子服装的袒领低胸被认为是非常开放的，属于强调暴露皮肤的“显”的现象。晚明世风日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严重挑战，两性关系相对开放，反而没有像唐代服装那样暴露皮肤，而是采用立领纽扣的形式，将身体紧紧地包裹起来，让身体隐藏在服装之下，只有头部露在外面。这里“隐”和“显”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隐”或许是为了更好的“显”，隐藏了身体，显露了头部；隐藏了皮肤，显露了身材。实际上，晚明女子的服饰如“扣身衫子”、“比甲”、“披风”都是很显身材的[29]，这可能与晚明服饰体现的身体意识有关，鉴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对此不展开讨论。总之，晚明女子包裹身体和皮肤的服装（图7-9），使头部成为更受重视的装饰部位。炫耀财富、标榜身份地位的毛皮装饰模仿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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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新镌绣像玉簪记》插图（《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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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卧兔儿”与皮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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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兔儿”在晚明流行的另外一个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的马市交易，使皮货进入了妇女的时尚消费范围。中国的马市兴起于唐宋，发展于明朝，衰落于清代，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30]尤其晚明是马市交易的高峰时期。许多毛皮如貂鼠皮、水獭皮、狐皮、鹿皮、熊皮、羊皮、马皮、牛皮、猪皮等都交易到了内地。图7-10是明代《南都繁会图卷》的局部，描绘了明代南京商业的繁华，可见明显的招幌“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的字样，说明当时皮货是热门的商品。另外，通过保存下来的万历年间的零星档案也可见一斑。表1反映了万历四年七月到九月镇北、广顺、新安三关[31]马市交易皮货的情况，三个月共有2246位牧民到马市交易，共成交833件毛皮货物。[32]这是保存下来的万历年间最早的马市交易档案。万历五年、六年的档案，使我们看到参加交易的游牧民族人数和货物的数量逐渐增大，有时一次交易的貂皮数量就达到了175张，一次的人数达四百多人，时常每天都有交易。官府抽收的银两从万历四年一次2.156两增长到万历五年一次56.881两，从中可见交易量的增长及皮货需求量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皮货的流行。尤其是貂鼠、水獭等价格昂贵的毛皮，是相当奢侈的消费品，满足了晚明人们竞奢尚奇、僭名越分的风气[33]。按照礼制的规定，珍贵的毛皮只有官员命妇才能穿戴，晚明属于天崩地裂的时代，服饰礼制的崩溃给人们的僭越提供了条件。大量的富商（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通过“社会仿效”（social emulation）模仿官员命妇的服饰，达到社会流动及纵向上升，从而打破既定的身份区隔。如《金瓶梅词话》中，仅“钱过北斗，米烂陈仓”的西门庆的妻妾、富孀林太太、命妇蓝氏以及妓女郑爱月、郑爱香（服饰由嫖客置办）都戴“卧兔儿”，穿貂鼠皮袄或貂鼠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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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南都繁会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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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万历四年七月至九月三关皮货交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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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00卷中的万历四年的档案统计，新安关数据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