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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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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昭君套”不是像“卧兔儿”那样仅在前额上覆盖毛皮，而是前后一圈都有呢？首先，“套”字是带有动作意味的，也就是说要套在头上；其次，“昭君套”是对游牧民族头饰的模仿，其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冬天常戴的毛皮套子，这种毛皮套子兼具保暖和装饰作用。明代刊刻《摘锦奇音》中的插图，描绘的是班超夷地赏月的情形。其中，翩翩起舞的夷地舞女头上戴的就是这种毛皮套子，在额前后围一圈，露出发髻（图7-8）。在明代刊刻的大量戏曲小说的版刻插图中，只有游牧民族的女子才有此头饰，这是游牧民族女子的重要象征。清代的统治者为以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本来就衣毛皮服饰，妇女冬天戴这种毛皮套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汉家女在模仿时，必然要取一个跟汉文化有些关系的名字，“昭君套”应该是汉人模仿佩戴时对它的命名。当汉家女想要模仿这种装饰并给它命名时，自然会想到戴上这种毛皮套子犹如出塞的昭君（汉家女），或者想象昭君戴的就是这样的毛皮套子。因此，这种毛皮套子在流行时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昭君套”。从万历年间女子头上流行的毛皮饰物“卧兔儿”到乾隆年间依然流行的毛皮饰物“昭君套”，历经两百余年，其中的演变自然非常丰富多样。清初的《醒世姻缘传》，成书时间介于《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之间，第一回写晁大舍给珍哥做了一套准备打猎的服饰：“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21]其中提到的毛皮饰物叫“昭君卧兔”，似乎可以看成“卧兔儿”到“昭君套”[22]的中间过渡阶段。当然，今天我们很难还原当时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无法界定准确的演变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卧兔儿”型的毛皮饰物曾是明末清初女子头上时尚而又奢侈的装饰品，流行地域不仅在北方地区，亦及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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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投笔记》插图局部（《摘锦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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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卧兔儿”的流行时尚与物质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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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流行的“卧兔儿”毛皮奢侈头饰，是偶然产生的，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呢？这就涉及“卧兔儿”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两个方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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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卧兔儿”与明代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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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兔儿”作为一种头饰在晚明之所以流行，与明代对头箍的重视具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大禹的时代即有缠头的情况，称为“抹额”, 《说郛》载：“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有甲马及卒一千余人，中有服金甲及铁甲者，不披甲者以红绢抹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抹额。’盖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为卫从。”[23]这是军容仪仗队列的标志。又《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云：“四夷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旁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高丽袖，红罗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24]这是舞士戴抹额的情况。后来，抹额从仪仗队、舞士的额头装饰逐渐转向普通人的头饰，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换，有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额帕、额子、苏州勒子、渔婆勒子、珠子箍儿等，恐怕都是抹额的遗意。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是女子围额装饰最为重要的时期，此类装饰种类繁多，造型各异。无论是文献、图像还是考古出土实物[25]，都很丰富。扬之水先生认为明代珠子箍儿是对元代脱木华和速霞真的继承、发展和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阔变窄。[26]老年妇女戴的较宽，年轻人戴的较窄。有的分两层，前面打结和装饰珠子等，这些都是明代的变化。明代的珠子箍儿、勒子是由乌绫（冬季）、乌纱（夏季）、珍珠等材料制成，试想有一天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流行，成为奢华的象征时，人们自然会套用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的样式，跟随其宽窄及造型进行变化，只是将材料换成昂贵的貂鼠、水獭等。这便是“卧兔儿”得以流行的基础之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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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定“卧兔儿”是对珠子箍儿、勒子的模仿，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用毛皮制成的饰品，为什么只模仿珠子箍儿或勒子等装饰在头部，而不是模仿禁步叮当佩在腰上，坠领、坠胸挂在胸前呢？这里就涉及一个物质文化的问题。对价格高昂的貂皮、水獭皮的穿戴实际上是人们富贵奢华、身份地位的象征，当人们要用它作装饰时，一定会将它戴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方[28]。什么地方是晚明女子认为最重要的装饰部位呢？仔细观察晚明女子的服饰，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明代婢女与主人的服装样式基本相同，虽然材料有所区别，但最大的差异是在头饰上。头饰是女子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不能僭越，如婢女不能戴髻等。在服装相对固定的时候，女人比拼的是头上的首饰。《金瓶梅词话》中常见女人为首饰相互攀比、争风吃醋的现象。其次，晚明女子服饰中有“显”与“隐”的问题。唐代女子服装的袒领低胸被认为是非常开放的，属于强调暴露皮肤的“显”的现象。晚明世风日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严重挑战，两性关系相对开放，反而没有像唐代服装那样暴露皮肤，而是采用立领纽扣的形式，将身体紧紧地包裹起来，让身体隐藏在服装之下，只有头部露在外面。这里“隐”和“显”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隐”或许是为了更好的“显”，隐藏了身体，显露了头部；隐藏了皮肤，显露了身材。实际上，晚明女子的服饰如“扣身衫子”、“比甲”、“披风”都是很显身材的[29]，这可能与晚明服饰体现的身体意识有关，鉴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对此不展开讨论。总之，晚明女子包裹身体和皮肤的服装（图7-9），使头部成为更受重视的装饰部位。炫耀财富、标榜身份地位的毛皮装饰模仿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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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新镌绣像玉簪记》插图（《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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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卧兔儿”与皮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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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兔儿”在晚明流行的另外一个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的马市交易，使皮货进入了妇女的时尚消费范围。中国的马市兴起于唐宋，发展于明朝，衰落于清代，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30]尤其晚明是马市交易的高峰时期。许多毛皮如貂鼠皮、水獭皮、狐皮、鹿皮、熊皮、羊皮、马皮、牛皮、猪皮等都交易到了内地。图7-10是明代《南都繁会图卷》的局部，描绘了明代南京商业的繁华，可见明显的招幌“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的字样，说明当时皮货是热门的商品。另外，通过保存下来的万历年间的零星档案也可见一斑。表1反映了万历四年七月到九月镇北、广顺、新安三关[31]马市交易皮货的情况，三个月共有2246位牧民到马市交易，共成交833件毛皮货物。[32]这是保存下来的万历年间最早的马市交易档案。万历五年、六年的档案，使我们看到参加交易的游牧民族人数和货物的数量逐渐增大，有时一次交易的貂皮数量就达到了175张，一次的人数达四百多人，时常每天都有交易。官府抽收的银两从万历四年一次2.156两增长到万历五年一次56.881两，从中可见交易量的增长及皮货需求量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皮货的流行。尤其是貂鼠、水獭等价格昂贵的毛皮，是相当奢侈的消费品，满足了晚明人们竞奢尚奇、僭名越分的风气[33]。按照礼制的规定，珍贵的毛皮只有官员命妇才能穿戴，晚明属于天崩地裂的时代，服饰礼制的崩溃给人们的僭越提供了条件。大量的富商（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通过“社会仿效”（social emulation）模仿官员命妇的服饰，达到社会流动及纵向上升，从而打破既定的身份区隔。如《金瓶梅词话》中，仅“钱过北斗，米烂陈仓”的西门庆的妻妾、富孀林太太、命妇蓝氏以及妓女郑爱月、郑爱香（服饰由嫖客置办）都戴“卧兔儿”，穿貂鼠皮袄或貂鼠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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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南都繁会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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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万历四年七月至九月三关皮货交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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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00卷中的万历四年的档案统计，新安关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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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中没有提及一个“卧兔儿”值钱多少，但说李瓶儿的一件皮袄价值60两银子，按照侯会先生在《食货金瓶梅》中所做的换算（按实际购买力）, 1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约200元的购买力[34]，那么，李瓶儿的一件皮袄，相当于今天的1万多元，自然属于奢侈品。前引清初的《醒世姻缘传》中说为珍哥“买了一把貂皮”做昭君卧兔，花费36两银子，对比李的皮袄，此貂皮的价格似乎太高，考虑到白银的过量流入[35]，清代的银子与明代相比，有所贬值，再者，貂皮本身也有质量差异，一张好的貂鼠皮应值十多两银子，差点的在十两以下（当时在张家口交易），相当于今天几千元。关键的问题是数量稀少，参看表1所示万历四年七月到九月的三关马市交易，只有9张貂皮，1张水獭皮。从官府在马市抽银的情况看（表2），1张貂皮虽然小，却与20双皮靴、10张羊皮、4头小猪等值，可见其珍贵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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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万历四年至六年三关马市交易部分货物抽银数 （单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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