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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妇人像（明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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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雍正妃行乐图》（清 佚名 绢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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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驼色素缎披风（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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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朱氏舜水谈绮》中的“披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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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更好地了解“披风”的形制特征，还可参看明代王圻、王思义编集，于万历年间刊刻的《三才图会》中的“披风”（图7-17），图上的榜题为“褙子”，图下的文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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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三才图会》中的披风（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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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之披风，《实录》曰：秦二世诏朝服上加褙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宋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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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提供了如下信息：王圻为万历年间人，即万历年间已经不用“褙子”一说[55]，而改称“披风”。“褙子”在秦二世的时代袖比衫短，身与衫齐，大袖，但未能发现那时的图像来佐证。目前见到此种“褙子”（唐代称“背子”）的最早样貌为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墓出土的陶俑上的服饰[56]。其对襟无纽，身与衫齐，与《三才图会》中的描述吻合。宋代的“背子”（即元明的“褙子”）长与裙齐，而袖变窄，略宽于衫（小袖），宋代此类“背子”的图像材料很多。此外，宋代也有继承前述唐代的“背子”的类型，长度及膝，依然为小袖。宋代齐裙的“背子”在元代继续沿用较多，称为“褙子”，从元代墓葬壁画中可以找到实例[57]。明代的“褙子”继承宋元的形制，齐裙和齐衫的两种“褙子”并存，最关键的要素是小袖。与明代“褙子”形制类似，袖子很大的服饰称为“大袖衫”或“大衫”（图7-18），很多服装通史类书籍将此误认为“褙子”，实属误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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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 明孝庄睿皇后钱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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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制上看，明代的“披风”与“褙子”比较接近，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襟、两边开衩的服饰。不同之处在于“褙子”的长度有齐裙（近地）和齐衫（近膝）两种，“披风”的长度都是与衫齐（近膝）; “褙子”为小袖，“披风”为中袖，长度在肘腕之间，露出里面的衫袖；“褙子”的裁剪上下一样宽，而“披风”是收腰的，腰部与底摆的尺寸差距较大，当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样式会有些许变化。而“披风”与“褙子”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子，“褙子”是合领，从上到下一直通下来，“披风”是重新的瓦领，将两领之间的距离加宽，领子的长度为一尺三寸（按照当时日本木匠曲尺记录，参见图7-16），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2.11厘米[59]，这样长的领子下端基本接近腹部，应该说是很低的，加上两领之间的横向距离，这种大敞领必然给里面的衣服一个充分的展示空间。同时，这种瓦领是在衣服上的，方便拆换，古人衣服一般不能像今天这样洗涤，容易污损的领部能够拆换无疑是非常聪明的设计。可以说“披风”的形制是在“褙子”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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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披风”的材料、穿着方式及流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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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前墓葬出土的七件“披风”进行整理（表3）[60]，可见“披风”的材料是比较多样的，有麻布、素绸、天鹅纹绢、素缎、织花锦缎（提花锦缎）、绣缎等。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描述林太太穿的是“白绫袄儿，貂鼠披风，大红裙，带着金铎玉佩”[61]，可见这件“披风”的材料为貂鼠皮。《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版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62]这里描述的清朝乾隆年间“披风”材料为灰鼠，灰鼠又名松鼠，其皮毛做成的服饰在清代是相当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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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明代墓葬出土披风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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