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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披风”的材料、穿着方式及流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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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前墓葬出土的七件“披风”进行整理（表3）[60]，可见“披风”的材料是比较多样的，有麻布、素绸、天鹅纹绢、素缎、织花锦缎（提花锦缎）、绣缎等。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描述林太太穿的是“白绫袄儿，貂鼠披风，大红裙，带着金铎玉佩”[61]，可见这件“披风”的材料为貂鼠皮。《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版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62]这里描述的清朝乾隆年间“披风”材料为灰鼠，灰鼠又名松鼠，其皮毛做成的服饰在清代是相当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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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明代墓葬出土披风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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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冰山录》记录严嵩的金玉服玩中，有纳锦八仙绢女披风1件、绿纳锦斗牛绢女披风1件、大红素罗女披风1件、大红斗牛纱女披风2件、红剪绒獬豸女披风1件、青过肩蟒绒女披风1件、宋锦斗牛女披风1件。[63]在所有的记录中，似乎只有女“披风”，未见男“披风”，难道嘉靖时期男子并不穿着“披风”，或者说“披风”首先是女子的服饰，后来才逐渐变成男女兼穿的？从墓葬出土的“披风”实物看，男子所着的“披风”似乎都是万历年间的。《天水冰山录》显示，嘉靖年间的“披风”有绢、罗、纱、剪绒、宋锦等材料，结合墓葬出土资料可知“披风”的材料有锦缎、绣缎、素缎、素绸、绢、罗、纱、剪绒、宋锦、貂鼠、灰鼠、麻布等。其中非常珍贵如锦缎、绣缎、貂鼠、灰鼠、宋锦、剪绒等，普通如麻布，应有尽有。其中，剪绒、蟒绒等都是明代非常珍贵的服饰材料，蟒绒是带蟒纹的绒，为御冬之衣。清代顺治时期以后，南方亦以皮裘御冬[64]，加上外国呢绒的进入，绒价愈低，绒业逐渐衰落[65]。宋锦在《天水冰山录》中只有两件：青宋锦刻丝仙鹤补圆领1件，宋锦斗牛女披风1件。这两件宋锦应该是一男一女的服饰。男服是仙鹤补子的圆领，与严嵩的一品官位吻合；女服为斗牛披风，可能是严嵩妻子的服装。男女主人也许在重要的礼仪场合才会穿着宋锦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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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材料之丰富说明它是不同阶层的女子都能穿着的服饰，穿着时以质料的高下来区分身份地位的高低。身份地位高贵的可能采用昂贵的材料，如宋锦、绣缎、貂鼠之类；地位稍低的可能采用普通的材料，如素绸、麻布之类。另外，不同季节穿着不同材质的“披风”。如孝端皇后的是绣缎“披风”，春秋季穿着合适；而命妇林太太的貂鼠“披风”、凤姐儿的灰鼠“披风”、明代的剪绒“披风”都是相当昂贵的冬天御寒之衣。绢则同时涵括了地位和季节两方面的内容，绢是平纹组织，相对轻薄，如果单穿一般为夏季穿着，如果套在其他衣服外面穿着，作为春秋天的服装也未尝不可。地位低的可能穿素绢披风，地位高的（如严嵩妻子）穿的是绿纳锦斗牛绢女“披风”。纱、罗、绸也都是春夏兼顾的服饰。纱是用捻丝织成的织物，密度小，表面有均匀而明显的细孔。[66]轻薄透明，可单穿，透出女人肌肤的朦胧之美，如唐代诗人温庭筠词：“寒玉簪秋水，轻纱掩碧烟。”元杨维祯诗：“美人睡起袒蝉纱，照见臂钗红肉影。”都是描写女人披纱的美丽。同时，纱质服装也可穿在最外层，隐约露出底层服饰的图案和质感，上下斗合，呈现服饰色彩和空间虚实的丰富之美。古人对纱的质感的美丽比今人领会深刻，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他们抓住纱的飘逸、朦胧和透明的特点，将其覆盖在身体或其他质感的服饰上，尤能体现女人的风韵。要说性感，贴身穿纱比全裸更加性感，因为遮遮掩掩，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若一览无余，思绪也就戛然而止。我们看到唐代妇女轻纱环绕，袅袅娜娜，风韵无限，总要感慨纱的诱人魅力。今天，服装设计师又开始大量使用纱质的材料，或许也是顿悟到了纱的真谛！《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描写王六儿出来：“穿着玉色纱比甲儿，夏布衫子，白腰挑线单拖裙子。”[67]虽然作者没有说明夏布衫子和裙子的颜色，但无论什么颜色，罩上玉色纱比甲，都能将身份地位普通的王六儿的服饰档次进行提升，显得更加雅致。事实上，“比甲”与“披风”的关系非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甲”是无袖的“披风”。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纱质“披风”是否穿在服饰外面，但通过比甲的穿法可以想见，纱质“披风”应该常常穿在对襟衫子或袄子的外面，衬托服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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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披风”材料的分析来看，“披风”应该是不同阶层的妇女在一年四季都能穿着的服饰，形制不会有太大变化，材料会随着身份地位和季节变换有所改变。从图像和文献提供的资料看，“披风”是穿在最外面的服饰，大多在礼仪场合穿着。然而从《大明会典》的规定看，“披风”一般是命妇的服饰[68]，士庶之妻并不穿着。但在服饰僭越成为普遍现象的晚明，士庶之妻也会寻找穿着的机会。从大量的明代版刻插图中，似乎没有见到婢女穿着“披风”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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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绘画、瓷器装饰和版刻插图等多种视觉材料，可以得出“披风”穿着搭配的几种方式。冬季，“披风”穿在立领的袄子外面，袄子下面穿裙，“披风”材料可为灰鼠、貂鼠、剪绒等较厚实的御寒材料（参见图7-6）。春秋季，“披风”一般穿在对襟或斜襟衫子的外面，无论对襟和斜襟，都为立领，衫子下面为裙，这样的搭配在《金瓶梅词话》中有大量的描写，在此不再赘述。图7-19为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瓶（1710—1720年），上面的图案提供了这种搭配的图像资料。两女子所着“披风”的里面为立领的衫子，“披风”的长度基本与衫子一致，齐膝，下面为裙，裙外佩禁步。此斜襟衫子也为立领，立领上有一大一小两颗纽扣，这种带立领纽扣的衫子（无论对襟还是斜襟），是与“披风”最普遍的一种搭配，大量的图像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图7-20）。春秋季的“披风”材料应会多样一些，缎、绢、罗、绸、布，甚至纱质“披风”都是可以套在衫子外面穿的。在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纱、绢、罗、绸质“披风”便可以贴身穿，里面不能为立领了，可直接穿在抹胸外面。虽然这样的图像材料不太多，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张李廷熏的《四美图》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穿着方式。绘画的服饰不一定能在生活中找到一模一样的实例，但它呈现了服饰的某种搭配方式，如图7-21，身着红色“披风”的女子，袒胸，露出里面的抹胸。“披风”的领子为白色绢，领子下端的玉扣花与明代的有别，看起来是清代比较晚的款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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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瓷瓶局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y and Albert Museum）收藏，1710—17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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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 明代女诗人倪仁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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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李廷熏《四美图》之一[清代，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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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图像和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关女子穿着“披风”的描绘，墓葬出土资料也给出了实物证明，但到底“披风”在明清流行了多长时间，实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大致的推测。从墓葬出土的“披风”实物看，最早的一件应该出自江西德安熊氏墓，墓主熊氏的生卒年代为成化壬寅至嘉靖十六年（1482—1537年）。“披风”为女子成年后的礼服，假定熊氏15岁开始穿着“披风”，那应到了弘治年间，也就是说，弘治年间的女子或许是穿着“披风”的，但也不能排除熊氏墓中出土的这件“披风”是在她生前更晚一些的正德或嘉靖年间才制作的，这些我们无从判断。墓葬出土的“披风”实物最晚的，出自定陵的孝端后之墓。孝端后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也就是说，在1620年左右“披风”可能还是流行的服饰。由于只有少量的明代墓葬出土服饰得以保存，因此可以参考的实物材料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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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材料来看，“披风”二字作为服饰在明代才出现，多出现在《金瓶梅词话》、《三才图会》、《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事通考》等书籍中，这些书多成于万历年间。在此之前有关“披风”作为服饰的文献并没有见到。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小说《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时提到“石青刻丝灰鼠披风”，这说明至少乾隆年间还是流行“披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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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资料看，大部分能确定年代的女子穿着“披风”的绘画是在万历年间。有些女子穿着“披风”的肖像画得以流传至今，但无准确的年代记载，只能推断为明代。瓷器装饰显示，康熙年间女子穿着“披风”是非常普遍的。从乾隆年间改琦的绘画中，也能看到王熙凤穿着“披风”，这至少说明在康乾年间，“披风”还是流行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李廷熏的《四美图》，如果按照大英博物馆所提供的作品年代，约为1773年（但不能确定），则为嘉庆年间的绘画。一则画家身份不能确定，二则画家有可能描绘的不是其生活年代的服饰，而是模仿或者演绎以前的服饰，尤其是《四美图》这样的题材，更不能排除模仿演绎的可能性。因此，嘉庆年间“披风”是否还在流行，实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从绘画和其他媒材看，道光年间的女子服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此时基本上难以看到女子穿着“披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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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物、图像和文献材料，笔者认为“披风”的流行时间可能是从弘治年间至乾隆年间，万历年间到康熙年间是流行的高峰期，最流行的时间跨度约为150年。这对于一种形制的服饰来说，其流行时间不能不算长，从中也能见到古代服饰的变化相对还是缓慢的。换一个角度说，在明末清初，服饰时尚变化相对较快的时期（尤其是江南地区）, “披风”能够流行这么久，可见它是一种美观而又方便的服饰，深得人们的喜爱。京剧服饰中的“帔”便是对明代“披风”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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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披风”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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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这种敞领大开的“披风”在明清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它的形制也是此前中国古代服装史上不曾有过的，它的流行应该伴随着偶然和必然的诸多原因。在这里提出一种观点，抛砖引玉，供大家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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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的雏形是“褙子”，但在“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其变化（或区别）主要体现在收腰大摆和领子上，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西亚、中亚服饰的影响。明代以前中国古代女子的服饰不强调显露女性的身材，也不突出杨柳细腰的妩媚，一般是直摆下来。西方女子的服饰自古就强调收腰大摆，如克里特岛出土的持蛇女神雕像，袒胸露乳，细腰宽裙，彰显女性身材的性感。西方后来的紧身胸衣大撑裙，更加夸张地表现女性的第二性征。通过图像和实物考察，中亚以西地区的古代女子服饰都强调细腰大摆，以此突出女性的身材。因此，在明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披风”的收腰大摆可能受到了来自西亚和中亚服饰的影响。而敞领大开的目的在于彰显“披风”下面所着衫或袄的立领上的纽扣。这些玉、金或鎏金的纽扣（有些镶嵌宝石）精美异常，是明代工匠的首创，当时被作为首饰对待[70]，在贵族女子的服饰中相当流行。下面就着重讨论西亚、中亚的服饰是如何影响“披风”的形制及其服饰搭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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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学术史研究比较关注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通过海路与国外交流的情况，对中亚以及西亚在明初与中国的陆路朝贡贸易，并没有太多的注意。其实，当时陆路的朝贡贸易非常频繁。仅帖木儿王朝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达78次之多，甚至有时一年几次。帖木儿王朝主要供奉马、驼、玉石、狮子、刀、剑、盔甲等物，明朝赏赐给他们白银、彩缎表里、纱、绢、布、服装等。[71]从洪武开始，不断有入附明朝的撒马尔罕回回。有明一代，尤其是正统、天顺年间，不少中亚帖木儿王朝的人士入附明朝，明廷将他们安置在北京、南京和甘肃等地的卫所里。[72]另外，正德年间武宗召大量回回女入宫，表演西域歌舞，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73]这说明有大量的色目女在明朝宫廷生活。明代初期通过海路、陆路与国外的交流，中亚回回入附明朝，以及武宗好色目女的这些零星材料，已经让我们感到在明初、中期，中国与西亚、中亚的交流相当频繁，应该说这种交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种交流使得中亚人和西亚人的服饰在中土频频亮相，由于他们的服饰在形制上与中国的有所差异，自然会引起明人的兴趣，并进行模仿。“披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