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396734
一、明代“对扣”的概况
1700396735
1700396736
明代的钮扣分单粒球形纽扣和子母套结式“对扣”两种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后者。由墓葬出土资料看,单粒球形钮扣在男女服饰上都能见到,子母套结式“对扣”仅限于女服使用。诚如明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中说:此种钮扣“虽华美然非大人丈夫之服也”[83]。“对扣”的基本形制如图7-29所示,由雌雄二体组成,左为雄,右为雌,扣合时将雄的钮头插入雌的襻圈之中,结合紧密,完美无缺,构思相当巧妙。
1700396737
1700396738
1700396739
1700396740
1700396741
图7-29 子母套结式“对扣”的雌雄二体
1700396742
1700396743
检讨明代五十余座墓葬,出土的钮扣数量不算少,其中单粒玉钮扣6颗,单粒水晶钮扣2颗,单粒金钮扣29颗,单粒银钮扣7颗,单粒铜钮扣5颗。子母套结式玉“对扣”18副,子母套结式金“对扣”127副,子母套结式银“对扣”139副,材料不明的钮扣4副。墓葬出土仅子母套结式钮扣288副。[84]从表4中可见,明代最早的女子服饰上的金“对扣”出土于南京邓府山福清公主家族墓,是一副蜂赶菊的金“对扣”,可见金属“对扣”从洪武年间已开始在服饰上使用,一直流行到清初,跨越了整个明代。其功能从固定“霞帔”、“大袖衫”(1副“对扣”)转向立领衫袄的门襟闭合(1—7副“对扣”),其装饰性从“对扣”使用初期即突显出来。[85]
1700396744
1700396745
表4 明代墓葬出土钮扣汇总表
1700396746
1700396747
1700396748
1700396749
1700396750
1700396751
1700396752
1700396753
1700396754
1700396755
1700396756
1700396757
1700396758
1700396759
1700396760
1700396761
1700396762
1700396763
1700396764
1700396765
1700396766
1700396767
1700396768
注:由于钮扣上的蜜蜂与蝴蝶的形象很难区分,统计时都用蜂蝶花代替。
1700396769
1700396770
明代女服“对扣”的材质主要有玉、金、银、铜等。镶嵌红蓝宝石的金、银“对扣”数量超过45副(墓葬出土),其精致奢华的程度令人称奇。大部分镶嵌宝石的金扣出自皇后、妃子的墓中,非一般平民所能佩戴。主要的红蓝宝石产于中亚、西亚,通过朝贡贸易到达中国。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玉石贸易是分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于1603—1604年亲身游历喀什、和田等地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说:“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称为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据此可知,中亚、西亚的宝石已广泛流入明代宫廷和民间,而且数量应该不少,《明实录》载:“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哈密贡玉石三万三千五百余斤,每石一斤赐绢一匹。”[86]这些朝贡玉石的重要用途之一即为首饰,首饰一旦镶嵌玉石,倍增奢华珍贵之价值。目前,关于明代“对扣”的信息我们知之不多,仅有宫廷“对扣”尺寸及工时的零星材料散见于典籍中:素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30个用窝钮工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每50个用窝钮工1个工;錾花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20个用錾花匠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40个用錾花匠1个工。其钮扣尺寸如下:头号大钮直径8分,头号钮直径7分,二号钮直径6分,三号钮直径5分,四号钮直径4分,五号钮直径3分,六号钮直径2分,七号钮直径1.5分[87]。以上为金属“对扣”的基本尺寸,与墓葬出土的“对扣”尺寸基本吻合。富贵之家女子服饰上的“对扣”模仿宫廷样式,但材料不及宫廷的贵重,造型也相对简单,由个体金银匠制作而成,水平也是上乘,因为明代制作金银首饰的工艺是历朝历代中的翘楚。由于“对扣”使用的材料珍贵,工艺精湛,造型别致,成本自然很高,墓葬出土的主要为皇后、妃子、内外命妇所戴。《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描写潘金莲在生日那天:“上穿丁香色潞绸燕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镏金蜂赶菊钮扣儿……”[88]可见富商的妻妾也能佩戴。总之,“对扣”的行用阶层非富即贵,普通女子对“对扣”不敢奢望!
1700396771
1700396772
明代“对扣”的造型十分多样,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只做大致的归纳。表面看来,“对扣”由中心部分与两翼组成,中心部分又由钮头(接一翼)和襻圈(接另外一翼)组成,钮头插入襻圈之中,扣合牢固。中心部分的襻圈多为菊花、菱花或葵花造型,襻圈中间偶见福寿等文字。有时襻圈变为方形,但不是主流。两翼的图案为蜜蜂、蝴蝶、童子、鱼、鸡、元宝、如意云头、万字纹等。将中心部分与两翼进行搭配,再加上红蓝宝石的镶嵌,则形成丰富多彩的钮扣形式,如图7-30所示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蜂赶菊、蝶恋花、童子捧花、鱼戏莲、云捧日、双元宝等类型。目前,关于“对扣”造型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有学者认为“对扣”雌雄二体的扣合有点性的意味,倘若如此,蜂赶菊、蝶恋花的“对扣”似乎与这种观点吻合。而童子捧花、鱼戏莲大概是对传统图案的继承和发展。云捧日“对扣”中如意云头的造型是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图案,也在耳环上运用[89],钮扣作为一种首饰,对此纹样的采纳应在情理之中。关于一种纹样在不同器物门类中的流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此类成果尚不丰硕。元宝图形的应用大概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关系密切。万字纹的应用乃是受佛教的影响所致,应是不争的事实。总体看来,“对扣”采用的图案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信仰关系紧密。
1700396773
1700396774
1700396775
1700396776
1700396777
图7-30 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从左至右:鸟戏莲金“对扣”、鱼戏莲金“对扣”、银鎏金蜂赶菊“对扣”、童子捧花“对扣”、蝶恋花玉“对扣”、蝶恋花镶宝石金“对扣”、双元宝金“对扣”)
1700396778
1700396779
二、明代“对扣”的缘起
1700396780
1700396781
“对扣”虽小,承载的物质文化含义却很深厚,追溯它的源头,实际上是要回答一些中外服饰文化交流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是如何产生的,是本土独自生成的,还是从中亚、西亚引进的。笔者的观点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在结构、形制和图案装饰上主要是对明以前织物纽扣的模仿、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新的样式。但明以前的织物纽扣最早可能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也就是说,纽扣是中亚、西亚人发明的,在早期的服饰文化交流中传到中国,同时也传到了欧洲。
1700396782
1700396783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服装上使用织物“对扣”,但最晚在唐代已经开始,这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大歌绿绫袍上的纽扣已能得到证明(图7-31)。此袍与粟特出土的一件儿童夹衣的形制基本相同(参见图7-28),与普通的唐代袍子差别较大,可能是生活在大唐的中亚人的服装。无论怎样,在这件遗存下来的唐代袍子上,已经使用了雌雄二体扣合的织物“对扣”,其基本结构如图7-32所示,一副“对扣”由一个纽头、一个襻圈、两个襻脚组成。纽头、襻圈分别连接一个襻脚,襻脚缝在服装上,纽头、襻圈悬空,当纽头进入襻圈,则扣合紧密。这种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纽扣由宋辽金元时期沿用,材料主要为织物;至于金属或者玉“对扣”在明以前尚未发现。目前保存下来的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一件对襟窄袖“背子”,材料为罗,是件夹衣,胸前采用了一副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织物“对扣”,由于衣物保存完好,“对扣”形制清晰可见(图7-33)。此墓还出土了另外一件单层罗对襟窄袖“背子”,两边高开衩至腋下,门襟缘边,胸前用一带系缚,可见宋代“背子”的门襟闭合方式是“对扣”与系带并用的[90]。
[
上一页 ]
[ :1.7003967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