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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织物“对扣”的子母套结式结构基本上与宋代相同，但襻脚由原来的一字型变成了花瓣型，这一点在元代皇后像的服饰中可见一斑（图7-34）。元太祖皇后像，衣服领口处的黑色织物“对扣”已经开始朝花瓣型转变，但变化不是特别明显。倘若要清晰地观察元代花瓣型“对扣”，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抹胸前面的9副织物“对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91]（图7-35）, “对扣”的襻脚已经变成明显的花瓣型，犹如今天的盘扣样式。这种盘扣样式可能在明代的抹胸上继续沿用。《金瓶梅词话》描写潘金莲在阳春三月初遇西门庆时的打扮：“露赛玉酥胸儿无价……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92]虽然我们无从知晓潘金莲这件抹胸上的纽扣是否属于花瓣型襻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元到明内衣样式的变化不会太快，尤其是文中提到潘的抹胸上也是“重重纽扣”，当与元代的纽扣并无大异。从此处“纽扣”的“纽”字可知，此纽扣的材料为织物，既然抹胸为内衣，则不必用奢华的金属或玉扣，况且此时的潘金莲身为卖炊饼的武大郎之妻，生活水平不甚富贵，应无财力享用金属或玉制钮扣。倘若是明代女子外穿的衫子或披袄上的金属或玉“对扣”，则用线缝在衣服上。有时将1副或2副“对扣”缝在立领上，下面系带闭合；有时将6副或7副“对扣”缝在整个对襟衫子或披袄上，领部1副或2副，胸前5副。益宣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对襟衫子上的7副蜂赶菊鎏金银“对扣”，是明代典型的“对扣”样式之一（图7-36）。明代与唐代的“对扣”相比，材料已经由织物发展成金属（或玉），襻脚已经由一字型变成异型（童子、动物、花叶、云纹、万字纹等），襻圈已由圆型演变成菊花、葵花等花瓣型和方型。这种金属或玉“对扣”经过明末清初的流行，到乾隆时期以后便很少在图像中出现。倒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上的织物盘扣，常常模仿“对扣”的形式，具体纹样不完全相同（图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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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4 元太祖皇后像（《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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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5 抹胸前面的9副织物“对扣”（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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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6 益宣王妃的对襟衫子上的7副蜂赶菊鎏金银“对扣”（益宣王夫妇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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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 明代“对扣”与织物盘扣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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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唐至明“对扣”演变的简单爬梳，也是一字型织物“对扣”向花瓣型金属（或玉）“对扣”转变的概述。可以明确的是：明代的“对扣”是对唐代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唐代一字型“对扣”来源又如何呢？这涉及纽扣的起源。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纽扣起源于中亚或西亚的游牧民族，但西方一些学者持有这种观点。琼·纳恩（Joan Nunn）认为：“欧洲从14世纪开始使用纽扣，纽扣在土耳其和蒙古人的服装中最先被使用，十字军将之传到欧洲，进行模仿，代替早期的扣系方式。”[93]欧洲服饰早期的扣系方式用胸针，胸针的流行还伴随着一个传说：“我是胸针，保护乳房，抵制流氓恶棍把手伸进乳房。”[94]那么，十字军是在什么时候东征的？或者说纽扣是什么时候传入欧洲的？十字军的九次东征发生在1096—1291年，是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一系列宗教性战争，这次暴行打着圣战的旗号，实际上怀揣着政治、宗教和经济目的，旨在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在这次战争中，十字军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中劫掠了大量财物，包括丝织品和服装，这样，西亚服饰上的纽扣自然也就传到了欧洲。虽然十字军从11世纪就开始东征，但杰夫·伊根（Geoff Egan）认为从13世纪开始，才出现了用纽扣替代胸针扣系衣领的方式，到了14世纪中叶，外袍前面一排纽扣的样式已经变得非常流行。[95]单件服装上的纽扣数量很大，或许带有强烈的炫耀感和装饰感（图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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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8 14世纪欧洲男子服饰上的纽扣（Fashion in Costume: 120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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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阿尔布曼·霍尔格（Arbman Holger）认为，伦敦及其他地区的最新考古发现显示，西亚或中亚服饰上的纽扣早在9世纪已经传到了瑞典，但并没有在西北欧使用开来，真正在日常服饰中使用并流行是13世纪的事情。[96]至于9世纪的纽扣是如何传入瑞典的，目前并不清楚，有学者推测纽扣是随着贸易传入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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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来看，欧洲的纽扣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浇铸成型的钮扣（cast buttons），材料为铅锡合金或青铜，模制成型，13、14世纪制作钮扣的石头模子已经发现，可为证据；二是球形钮扣（composite sheeting buttons），由两个半球形的铜合金片组合而成，中空，有钮；三是用织物碎片包裹成一个球形纽扣，保存下来的14世纪的服装残片上可见这种纽扣，同时对应的服装上有孔，也有纽头配一字型襻脚作为装饰的形式。此种类型的织物纽扣在欧洲绘画中的服饰上常见。在这三种纽扣类型中，前两种与中国单粒钮扣的形式相似，第三种类型的纽扣与唐代一字型织物“对扣”相似，同样出现在西亚15世纪的服饰中（图7-39），以西方学者的观点看，也是从西亚、中亚传入的，只是不能明确传入的准确时间，但不排除9世纪时随着贸易的开展传入中国和欧洲的可能性。这种假设以9世纪西亚、中亚的服饰上也在使用一字型织物纽扣为前提，且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古代服饰形制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15世纪的西亚有一字型织物纽扣，那么推测9世纪也可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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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9 西亚服饰上的纽扣（Love and Devotion:From Persia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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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西方学者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思路：唐代一字型织物纽扣从西亚、中亚传入的可能性非常大。结合中国古代服饰的形制来看，纽扣可能确实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中国唐代以前的服饰闭合系统主要以系带为主，没有纽扣的形式[97]。反之，游牧民族发明纽扣的可能性却很大，原因有三：一是纽扣能让对襟服装扣合更贴身，尤其是颈部的系缚，稍微运动或行走等都会使系带越来越松，纽扣则能系缚牢固，保持服装不变形；二是骑马的需要，骑马服饰应该贴身利落，系带会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而纽扣则使服装显得干净利落、使用方便；三是马上民族对金属的热爱，更有可能发明和使用金属材料的钮扣。如阿富汗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墓葬已经出土公元1世纪的金“对扣”，用于女子对襟服装的门襟闭合，并有大小之别[98]。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判定西亚、中亚早期发明单粒纽扣或“对扣”、织物纽扣或金属钮扣的先后顺序，也不能排除几种纽扣形式同时并存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游牧民族发明纽扣是生活的需要所致。从功能上看，纽扣比系带更加紧固、方便和珍贵（金属或玉），因此，西亚、中亚民族发明纽扣后传入欧洲和中国，可备一说，尚待更多证据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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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子服饰上的“对扣”之所以在明代流行，重要原因是在中亚、西亚与明代的频繁交流中，领部缝着金扣的立领服饰在中土频频亮相，这种搭配金扣的立领服饰与明代女子在颈部的白色护领上装饰金扣（图7-40）的方式不谋而合（最晚在成化王皇后像中已有体现），遂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被模仿，导致明代女子服饰出现一种新的流行时尚——立领配金扣的模式，这种模式最晚在正德年间已经成型，并通过明正德夏儒妻子墓中出土的对襟衫子得到实物证明[99]，此衫上留有清晰的6副“对扣”痕迹，但没有钮扣出土（此墓曾被盗掘，金扣或许已被盗）。这说明最晚在正德年间，金属“对扣”已经在立领的服装上使用（不仅仅限于领部），并持续流行到乾隆年间才告结束。立领的女子服饰之所以在明代首次出现并流行开来，可能是为了给金扣（玉扣）一个良好的展示空间。关于明代女子颈部被包裹（立领）的原因，学界还没有太多探讨，暂不论唐代女子袒胸露乳的服装何等开放，六朝至元代女子颈部暴露在外也实属正常，为什么明代，尤其是立领服饰相当流行的晚明，却将女子的颈部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呢？而此时正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严峻挑战、民俗世风节节溃败的天崩地裂时期，从身体美学的角度看，应该多多暴露身体的部位才与男女之防不再苛严的情况相吻合。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有人从明代提倡贞节观去寻找答案，明代旌表的贞妇烈女确实不少，一些文人学者也在不断倡导，可他们的大力倡导却正好说明那时的风气已经溃败不堪。因此，为了贞节道德的原因，女子纷纷将颈部包裹起来，不应该成为立领流行的原因。反之，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的奢侈风气的盛行则应该引起学人的注意，竞奢已经深入到晚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小小的“对扣”由于其材料的珍贵[100]、工艺的精湛、价格的高昂等原因，位居明代奢侈品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对扣”的流行与其说是为了服饰门襟的闭合，不如说是为了彰显佩戴者的财富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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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0 周用四代像局部（明 佚名，周晋《明清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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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女子服饰时尚是以苏州为中心而影响到全国的，当时，女子的日常服饰或许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会有一个流行趋势的变化，称为“时样”或“时世装”，一如今天的情况，只是变化的速度不如今天来得快！遗憾的是，关于“苏样”，我们所知甚少，尚不清楚“苏样”的女子服饰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形制。这里仅就明清之际流行的几种女子服饰进行初步的个案研究，从图像和文献来看，还有许多当时流行的女子服饰如“水田衣”、“披袄”、“比甲”、“马面裙”、“禁步”等未能在此展开讨论，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会逐渐问世，那么，明清之际女子服饰时尚的总体面貌则会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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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明清之际流行的女子服饰处在中华民族女子服饰丰富而又变化多样的集大成时期，在气质上与“中国文化精神”有诸多契合之处，颇能反映中国女性端庄、典雅、含蓄而又低调奢华的气质，但这似乎还未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今天，当我们重提“中国元素”或“中国概念”的服饰创新设计时，是否可以从明清之际的女子服饰中吸取合理的内核，这是一个开放而又值得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