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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史观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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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演进史绝不像“牧童说”那么单纯，三言两语就足以交代一切，其间牵涉复杂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撰史者心态。虽然1500年以前的咖啡史出现断层，即使有相关记载也残缺不全，但咖啡史观有必要重新建构，故笔者不揣浅陋，重新推演两千年来咖啡饮料进化历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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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元6世纪：盖拉族嚼食咖啡果子与咖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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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至11世纪：波斯名医以咖啡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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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405至1433年：郑和下西洋，加速咖啡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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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400至1470年：咖啡教父夏狄利与达巴尼倡导“咖许”与咖瓦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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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511年：麦加查禁咖啡事件，咖啡“有史时代”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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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555年：阿拉伯咖啡宫殿斗艳，欧洲人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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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671年：罗马奈龙教授编造“牧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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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7世纪：欧洲咖啡馆乍现，欧洲人更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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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8世纪：欧洲列强巧取豪夺移植咖啡树至印度尼西亚和中南美，打破也门对全球咖啡市场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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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根据，笔者将在本章与第2、第3章逐一论述咖啡进化的九大关键，还原人类如何从嚼食咖啡果子与叶片，进化到泡煮咖啡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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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拉族嚼食咖啡果与咖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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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与咖啡结缘的应数东非的盖拉族[3]。盖拉族是埃塞俄比亚的主要民族之一，占该国人口30%以上。公元前2000年古老的盖拉族就活跃于目前索马里、肯尼亚一带游牧，后来被索马里兴起的民族赶到今日的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好战成性的盖拉族，最初以咀嚼咖啡果叶来提神，与今日的泡煮咖啡大异其趣。古代盖拉族人常摘下咖啡果捣碎，裹上动物脂肪，揉成小球状，当成远行、征战或抢劫时壮胆用的“大力丸”。历史学家认为，盖拉族早在公元6世纪就知道咖啡果的妙用，目前仍保有吃“大力丸”或以咖啡果酿酒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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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北非的城邦阿尔及尔（Algiers）聘请苏格兰旅游冒险家詹姆士·布鲁斯（James Bruce，1730～1794）从尼罗河至埃塞俄比亚进行探险，这是近代第一次对非洲进行科学探勘之计划。布鲁斯的见闻写成一本书《发现尼罗河源头》（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于1790年出版，书中对盖拉族使用咖啡的实况有第一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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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拉族是非洲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族人横越大漠奇袭埃塞俄比亚各村落，南征北讨，随身只带咖啡大力丸充饥。大力丸系以烧烤过的咖啡果子捣碎，混以动物油脂，搅拌搓揉成球状，装入皮囊备用。族人宣称大力丸足以供应一整天体力，是打家劫舍或攻敌制胜的最佳铁粮，比肉类或干粮更有效，因为大力丸不但可果腹，更可在瞬间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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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咖啡如影随形的作物叫作“咖特”（khat，亦即qat），也就是羊儿最爱的咖特草，或称阿拉伯茶、埃塞俄比亚茶、也门茶。咖特草原产埃塞俄比亚，含有卡西酮（cathinone），类似安非他命，成分近似肾上腺素，自古就是阿拉伯的“快乐丸”，嚼食其叶，吞下汁液，或泡煮来喝，会产生愉悦、兴奋与幻觉。东北非与阿拉伯半岛的先民嚼食咖特草的历史，早在公元1世纪的新约《圣经》即有记载。换句话说，嚼食咖特草的年代，远比嚼咖啡果还要早。学者认为，盖拉族嚼食咖啡果子提神的习惯，源自先人嚼食咖特叶的经验，两者确实有深厚渊源。咖特草的生长环境近似咖啡果，千百年来一直是阿拉伯人（尤其是也门人）的沉迷物，嚼食咖特草在也门远比喝咖啡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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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名医以咖啡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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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拉族虽然很早就知道咖啡果的妙用，但与咖啡有关的文献，一直到公元9世纪才首度出现，当时这种果实不叫咖啡，而称为“邦”（bunn）。埃塞俄比亚目前仍沿用此古音来称呼咖啡果子。波斯名医拉齐（Abū Bakr Muhammad ibn Zakarīyaal-Rāzi，865～925，西方学者习惯称他为Rhazes）所撰的九大册医药百科《医学全集》[4]是目前所知最早论及咖啡的文献。他在书中提及：“一种以‘邦’熬煮的汁液称为‘邦琼’（bunchum），具有燥热性，益胃，可治疗头疼、提神，喝多了令人难入眠。”这简短的几句话，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咖啡文献。拉齐是中古时期重量级医学家，对世人的贡献是最早发现硫酸和乙醇，为现代医学和化学奠基，也是最先对过敏与免疫力提出论述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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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10至11世纪的波斯名医艾维席纳（Abū Alīal-Husayn ibn Abd Allāh ibn Sīnāal-Balkhī，980～1037，西方习惯称他为Avicenna）所著的《医药宝典》（Te Canonof Medicine）亦提到咖啡的疗效：“邦琼可增强体力，清洁肌肤，具有利尿除臭功能，让全身飘香。”由此可见，最早涉及咖啡的文献，均与医疗与药物有关，迥异于目前娱乐、提神用的咖啡饮料。他在医疗文献中指出邦琼有疗效，但不普及，知道药性的人不多，用法是从埃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传入波斯，仅限阿拉伯贵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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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饮料的演进相当缓慢，到了9至11世纪，才从盖拉族嚼食咖啡果发展到水煮咖啡果的药用“果汁”——邦琼。早期咖啡文献稀少如凤毛麟角，目前只知公元1至11世纪这1000多年的悠悠岁月中，世上仅出现上述两篇与咖啡有关的记载。文献稀少是研究咖啡史最大的难处。12至14世纪，咖啡演化又进入300年空白期，史学家上天下海亦难找到确切的咖啡的文献，只有土耳其的咖啡传说直指1218年伊斯兰教教长欧玛（Omar）在林间漫步，发现了咖啡果神效并嘱咐信众水煮咖啡果来喝，但这其实是张冠李戴的讹传。该传说中的“欧玛”，其实就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生活在摩卡港的教长夏狄利。换句话说，1400年以前，咖啡饮料尚未出现，仍停滞在药用阶段。显然，“邦”和“邦琼”的医药用途还需外力催化，才能升格为交谊或社交饮料。中国人的茶叶饮料推动咖啡普及化，而明朝郑和下西洋，正无心插柳地促成了这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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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暗助咖啡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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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饮料史来看，茶叶远比咖啡发展得早，也更顺利。茶艺对咖啡世俗化是否也有带头作用？答案是肯定的。明朝三宝太监郑和是伊斯兰教徒，于1405至1433年间7次下西洋，最远航抵红海滨的也门、索马里和肯尼亚。NGC国家地理频道曾报道，肯尼亚附近的小岛至今仍住着郑和下西洋时，舰上官兵在非洲留下的后裔，岛民甚至展示明代的陶碗、器皿以为佐证，这为茶与咖啡曾在历史上交会，留下浪漫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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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咖啡史的西方学者近年也注意到郑和航抵中东对咖啡普及化的影响。从时间、地点与杯具来看，两者可能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郑和航向中东的时间约在15世纪中叶以前，比咖啡开始世俗化早了将近半世纪。这段时间提供中国茶艺足够的酝酿期，同时期催化阿拉伯咖啡迈出宗教与医药的围墙，成为普罗大众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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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怎讲？郑和每次出航都带着茶砖同行，除了当作馈赠友邦的礼物，也大方向也门统治者展示中国的泡茶待客之道。此举带给阿拉伯部族莫大启示：为何中国人可以把提神的茶饮料当成平民化娱乐饮料，而中东的“邦”或“邦琼”却得局限于药用或宗教祈祷专用？咖啡是否也能跳出宗教桎梏，另辟待客与社交商机？这些想法经过酝酿发酵，加速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咖啡世俗化的脚步。另外，郑和返国后，明朝关闭了对外通商渠道，茶叶不易输进中东，提神饮料出现短缺期，阿拉伯只好回头启用自家的提神饮料，令咖啡再度受到重视。茶与咖啡的互动关系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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