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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胡床同靠坐，低教蛮语些些。起来新酌加非茶，却防憨婢笑，呼去看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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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夫妻体验西方文化的写照，夫妻靠在床边，夫君教娘子几句外语，还喝了咖啡，怕婢女讥笑，于是使唤出去看花卉。茶向来是中国传统饮品，早年在“加非”后头加个茶字，颇有入境随俗的味道，但今人看到“加非茶”肯定猜不透是啥。1887年潘飞声曾应聘到德国柏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旅居海外四载，回国后仍有喝“加非茶”的习惯，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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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诗人毛元征的《新艳诗》也提到喝加非茶的情境，写道：“饮欢加非茶，忘却调牛乳；牛乳如欢甜，加非似侬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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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显示当时的文坛已流行喝“加非茶”添牛奶调味，但他忘了加牛奶，喝来又浓又苦，显见当时黑咖啡仍不流行，应与咖啡质量或冲煮不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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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有两首与咖啡有关的竹枝词，很有意思，一首晚清年间名为《考非》的竹枝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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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传豆制成。色类沙糖甜带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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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为，大家所称的“考非”到底是什么东西？市面上的说法是用豆烘制而成，颜色像黑砂糖，甜中带苦，洋人饭后以之代茶，烹煮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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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异鸣所著《中国历史的惊鸿一瞥》收录的一首1909年清末嘉兴人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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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行请大餐，每人需要一洋宽，主人宴客殷勤甚，坐定先教点菜单。主人独自坐中间，诸客还须列两班，近者为尊卑者远，大清会典全可删。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馔难叙详，补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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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描述当时上海人开始学吃西餐的有趣情境，还没吃到饭菜就先来一大碗汤，接下来端上难以解释的奇菜怪肴，柔软甜嘴的布丁竟然取代米饭，喝完咖啡，一顿饭就此结束。这首诗已将“考非”改称为咖啡了，显见越接近民国，译名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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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将外来语coffee的译法，统一为“咖啡”，之前的奇名怪语“磕肥”、“高馡”、“黑酒”、“考非”或“加非茶”，已成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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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1877年丁日昌的《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即出现“咖啡”一语，这比《中华大字典》早了38年。民国以后编撰的《中华大字典》是否以之为本，这不无可能。至今我尚未找到比《抚番开山善后章程》更早书写“咖啡”两字的官方文献或中文字典。据此推论，1877年丁日昌拟定的章程，有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现“咖啡”字眼的官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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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流通于中国市场的历史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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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同治年间（1861～1875），最迟1870年以后，中国已买得到焙制好的咖啡熟豆。中国台湾出版中英文对照的《美国油匠在台湾》，是1877～1878年间美国钻油技师络克，到中国台湾苗栗出磺坑钻取石油、建设当地所写的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机械探钻的油井，正逢巡抚丁日昌推动现代化建设。这本中国台湾钻油日记描写了作者在台湾府（今台南市）和台北大稻埕买饼干、牛奶和咖啡充饥的情景，足以证明当时的宝岛已有咖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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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中国台湾出版的《福尔摩莎及其住民：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在台湾的调查笔记》，作者美国博物学家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在书中提及1874年冬季搭船从中国台湾到澎湖马公，下船看到一名久咳不止的老妇，于是拿出传教士送的咖啡粉给老妇，并教她加糖煮热来喝，果然帮她治好了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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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老外所写的台湾游记，以及上述清末民初的诗词，足以证明最迟在1870年以后，中国市场上已有咖啡熟豆或咖啡粉的商业买卖。这应归功于晚清在列强压迫下，设广州、上海、福州、天津、厦门和台湾等通商口岸，洋货源源而入，沿岸官员或商贾赶流行吃西餐，咖啡才逐渐渗进中国人的餐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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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无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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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陆和台湾有些人认为，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人可能已接触咖啡了。中国台湾最盛行的说法是，1624～1662年荷兰人殖民台湾的38年期间，已将咖啡熟豆甚至咖啡树引进台湾。大陆也有人猜测早在1600年左右，明神宗万历年间，意大利神父、学者利玛窦已把咖啡带进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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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这些臆测几无可能发生，原因很简单。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1696～1699年才从印度西部马拉巴移植咖啡苗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试种成功（请参第三章），换言之，在此之前的荷兰殖民与利玛窦传道中国期间，东南亚是没有半株咖啡树的，何来引咖啡入中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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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1645年以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意大利威尼斯才出现咖啡馆，咖啡全由也门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口，是极为昂贵的商品，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每年要花费现值10万元人民币购买咖啡为公主解咖啡瘾，当时的咖啡如此珍贵，荷兰人绝不可能早于欧洲抢先引进咖啡到喝茶的中国。我认为咖啡迟至清朝道光帝、咸丰帝、同治帝统治年间，列强侵略中国，随着鸦片、西餐与国外商品一起进入中国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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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亡于1644年，而咖啡到了1696～1699年才扩散到东南亚，从时序来看，大明王朝引进咖啡熟豆或荷兰人1624～1662年殖民中国台湾期间，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咖啡树到台南，是不可能发生的，况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史料不曾提及此事，且明朝文献也寻不着近似“咖啡”发音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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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茶文化却在1405～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期间，引动了咖啡普及化进程。郑和下西洋最远航至东非与阿拉伯半岛，顺便将中国的茶砖、茶具与冲泡方法介绍给伊斯兰教国家，当时的咖啡在伊斯兰教世界尚未世俗化，仅限于宗教与医疗用途。耐人寻味的是，郑和完成7次远航的15世纪以后，咖啡在中东地区发起波涛汹涌的世俗化运动，老百姓打破禁忌开始畅饮咖啡，这与郑和的宝船舰队，引进交谊功能的中国茶艺文化，刺激咖啡往民生需求大步迈进不无关联，研究咖啡饮料史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茶艺文化确有可能促进咖啡世俗化的脚步，这应该是大明王朝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贡献吧（请参见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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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咖啡产地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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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咖啡树引进中国的时间，也落在晚清时期，但中国最早栽种咖啡的地方不在云南朱苦拉，而是在台湾台北近郊的三峡山区。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的台湾总督府技师田代安定考证后，1916年编写的《恒春热带植物殖育场事业报告》（第一辑第200页）写道：“1884年德记洋行的英国人布鲁斯（R.H.Bruce）从马尼拉引进100株咖啡苗，由杨绍明种植于台北三角涌（今新北市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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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温生托夫斯基博士（Dr.Joe Wicentowski）所著的《台湾咖啡史：从出口导向的生产端到消费导向的进口端》（History of Coffee in Taiwan from Export-Oriented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Oriented Import）也采用中国台湾咖啡栽植肇始于1884年的说法。因此，台湾种咖啡的历史，较之云南朱苦拉咖啡始于1892年、1902年或1904年的三种说法都还要早，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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