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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咖啡树引进中国的时间，也落在晚清时期，但中国最早栽种咖啡的地方不在云南朱苦拉，而是在台湾台北近郊的三峡山区。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的台湾总督府技师田代安定考证后，1916年编写的《恒春热带植物殖育场事业报告》（第一辑第200页）写道：“1884年德记洋行的英国人布鲁斯（R.H.Bruce）从马尼拉引进100株咖啡苗，由杨绍明种植于台北三角涌（今新北市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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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温生托夫斯基博士（Dr.Joe Wicentowski）所著的《台湾咖啡史：从出口导向的生产端到消费导向的进口端》（History of Coffee in Taiwan from Export-Oriented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Oriented Import）也采用中国台湾咖啡栽植肇始于1884年的说法。因此，台湾种咖啡的历史，较之云南朱苦拉咖啡始于1892年、1902年或1904年的三种说法都还要早，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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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咖啡起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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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稳定后，开始北望好山好水的云南，中法战争结束后，1887年10月清廷被迫开放云南的蒙自为通商商埠，法国势力进入云南。法国田德能神父，奉大理教会之命，到现今大理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传教并盖一座天主教教堂，田神父有喝咖啡习惯，于是引进一株阿拉比卡咖啡树，来源不详，有说从越南引进但实已不可考，田神父的咖啡树就栽种在教堂旁边，它后来成为云南咖啡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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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田神父在教堂旁种下咖啡树究竟是何年？目前有三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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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1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的马钖晋副所长实地考察与访问1903年出生、当时年高78岁的老社员杞永清，老先生回忆，曾听过田神父仆人的高龄社员提及，咖啡树是传教士种在教堂旁侧，收获后除了自己加工饮用外，还送到大理总教堂。属小粒种，来源不详，推算约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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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而，2008年3月云南一家公司召集近百家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通讯社和网络媒体，齐聚朱苦拉采访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树，并铺天盖地发表千余篇文章，“朱苦拉是中国咖啡活化石”、“发源地”这样的形容密集曝光，更将田神父在朱苦拉种下咖啡的年代往前挪了10年，界定在1892年。至今仍有许多文章采用1892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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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年4月，海南省科协委员陈德新在《热带研究科学》月刊发表文章“宾川朱苦拉咖啡最早引种史考”，他引经据典，证实朱苦拉引进咖啡的年代是1904年，而非1902或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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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志》载道：“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受大理教区教会派遣，带法国人鲁鸿儒、四川人邓培根，到宾川地区传教……”另外，《云南天主教史》第428页记载：“教堂名及地址：天主教堂，宾川州平川朱苦拉，创建时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史料证明，田德能神父确实在1904年首次踏上宾川州，到了朱苦拉才出资兴建教堂，并种下第一棵仅供自己饮用的咖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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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人质疑此论，云南保山咖啡农潘启佐告诉我，当地咖啡农均认为保山潞江坝新城的土司，早在1892年以前就从边境引进咖啡树，甚至流传土司吞下咖啡果而便秘的笑话，如果传言属实，那将是咖啡史上，人体肠胃发酵咖啡的首例。但这只是传说并无史料左证。截至目前史料，台北的三峡早在1884年就种有咖啡，这里仍是华人最早栽种咖啡的地方，然而当年种下的老咖啡树已不知去向，殊为可惜。可喜的是云南朱苦拉村1904、1908、1912年间种下的百年咖啡树，有24株存活至今，成为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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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咖啡学：变革、精品豆、烘焙技法与中国咖啡探秘 Chapter 13 中国咖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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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咖啡文化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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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咖啡馆出现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咖啡饮品初期附属于西餐厅是必然的，但独立开业的咖啡馆可能早在19世纪晚清时期，已在上海滩租界区营业，主客群是国内外的水手。上海师范大学陈文文所著的论文《1920～1940上海咖啡馆研析》指出，1886年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开了一家虹口咖啡馆，供应航海人员咖啡与啤酒。但咖啡馆风靡上海，应该是1920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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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上海指南》写道：“上海有西餐厅35家，咖啡馆只有一家。”1920年以后，独立开业的咖啡馆才涌现大街小巷上，民国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短短30来年，是中国咖啡文化初吐芬芳期，接受欧美思潮洗礼的中产阶级、归国学人、左翼人士、洋人、文艺圈或愤青，流连上海北四川路、霞飞路和南京路上的咖啡馆，在千香万味与咖啡因助兴下，交谊议事，批评时局或著书立论，盛况空前。1928年在北四川路开业的上海咖啡馆，掀起不小风潮。林徽因的《花厅夫人》、田汉的话剧《咖啡店的一夜》、曹聚仁的《文艺复兴馆》，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以及董乐山的《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均是研究老上海咖啡文化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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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位于上海四川北路998号的公非咖啡馆，更是文艺界人士和革命愤青最爱的去处。公非咖啡馆是犹太人开在日本租界里的小型咖啡馆，较之霞飞路上跟风法国巴黎的露天气派咖啡馆，自是低调许多，成为左翼人士最佳的开会地点。鲁迅的日记多次提及在公非咖啡馆啜饮咖啡，这里是鲁迅与“左联”和中共地下党代表密会商谈的场所。另外，1934年苏联在上海南京东路外滩开设东海咖啡馆，是抗战前的知名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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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年霞飞路、南京路与北四川路上，作家、雅士、洋人和愤青聚集的咖啡馆，现今已不复存在，而昔日的踪迹却刻留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公非咖啡馆1995年因拓路工程被移除，但遗址保留在今日的多伦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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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上海咖啡鼻祖张宝存在老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创办德胜咖啡行，是最早的咖啡烘焙厂，从国外进口咖啡生豆，进行焙炒，有罐装与散装，并以CPC注册商标，销售给上海的西餐厅、饭店和咖啡馆，同时在南京西路设有门市CPC Coffe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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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前，上海租界如雨后春笋的咖啡馆对文坛和政坛，均有不小影响力。抗战爆发后，中国萌发不久的咖啡文化，并未因此停滞不前，主要是犹太人为了躲避德国屠杀而逃至上海，以及苏联人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因日本占领东北，而逃到上海避难，开设咖啡馆成为犹太人和俄国侨民最佳的谋生工具，也带旺了上海的咖啡时尚。1945年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举，但久遭压抑的社会却出现享乐与补偿心态，纵情消费，战争期间歇业的餐馆与咖啡馆，争相复业，生意兴隆。咖啡馆在抗战前后遍地开花，连内地的昆明也飘起咖啡香，20世纪30年代越南人阮明宣在昆明金碧路开设新越咖啡馆，即是知名老字号“南来盛”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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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速溶咖啡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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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9年解放以后，政治与社会风气改变，朴实简约取代奢靡挥霍，咖啡馆生意一落千丈，咖啡文化遁入30年空白期，咖啡成为民众陌生的字眼，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加紧跟上世界咖啡时尚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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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初仍有克难式咖啡可喝，上海老牌的德胜咖啡行于1959年收归国营，更名为上海咖啡厂，铁罐装的上海牌咖啡，成为1960至1980年中国唯一的咖啡名牌，举凡餐馆、高级宾馆，或南京路上知名咖啡馆，所用的咖啡均来自上海咖啡厂，调理法很简单，咖啡粉以纱布包裹，入锅煮沸，讲究点再以滤纸过滤一遍。但价格不菲，每罐3块5毛，这在当时平均工资几十元的上海上班族眼里，是高贵的奢侈品，咖啡文化已不复抗战前后那么炫丽。解放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大陆的咖啡文化与消费量停滞不前，提神醒脑的饮料又回到老祖宗的茶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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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转机，1988年雀巢公司决定支持云南咖啡产业发展，1992年雀巢咖啡农业服务部在中国成立，并在东莞投资设立速溶咖啡厂，部分原料采用云南豆。在雀巢强有力的促销下，中国的速溶咖啡市场迅速崛起，老牌的上海咖啡厂风光不再，因为冲泡后有咖啡渣，饮用不甚方便。速溶咖啡和三合一调味咖啡成为改革开放至2000年以前，中国咖啡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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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来自中国台湾的上岛咖啡进军海南岛，至今已有1000多家门市分布大江南北，上岛以复合式经营为主，卖餐也卖虹吸咖啡，可抽烟并设有麻将间，适合上年纪的“老烟枪”，但80后的新生代却更喜欢富有时尚感的美式咖啡馆，上岛不复昔日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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