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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 第二章 自动化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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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讽刺杂志《笨拙》（Punch）有一名备受尊敬的政治漫画家——莱斯利·伊林沃思，他画了一幅色调暗淡且颇具预见性的素描画。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个秋日的黄昏，狂风暴雨，一名工人在工厂大门里盯着外面，神情焦虑。他一只手抓着一个小工具，另一只手攥成了拳头。他的目光越过泥泞的厂院，落在了工厂的大门上。在那里，隐约站着一个拥有宽肩膀的巨大的机器人，旁边立着“招工”的牌子。机器人的胸前印着几个字：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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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象征着那个时代，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蔓延的焦虑情绪。1956年，这幅画作为卷首插画出现在《自动化：朋友还是敌人》（Automation: Friend or Foe?）一书里，这本书不厚但是很有影响力，书的作者是剑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罗伯特·休·麦克米伦（Robert Hugh Macmillan）。在书的第一页，麦克米伦就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我们会被自己的发明毁掉吗？”他解释说，他指的并不是那场众所周知的“无法控制的‘按钮’战争”所带来的危害，而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潜藏着危险的问题：“在和平年代文明国家的工业生命中，自动化设备的角色正变得日益重要。”就像早些时候那些“替代了体力劳动”的机器一样，新的自动化设备很可能会“替代人类的大脑”。它们已经从人们手里接过了许多高收入的工作，很可能还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失业，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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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麦克米伦还表示，这一切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如果“使用正确”，自动化能带来经济稳定，扩大繁荣并帮助人类摆脱繁重的劳作。麦克米伦警告说：“我希望这项技术的新分支最终能帮助我们卸下压在人类肩上的亚当的诅咒，因为机器会成为人类的奴隶而不是人类的主人，现在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些实用技术，用于自动控制机器。”无论最终自动化技术是福是祸，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工业领域和社会层面，自动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同人类劳动力相比，机器人的工作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效果更好，那么机器人就会得到这份工作。这符合现今这个高度竞争世界的经济诉求，具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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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阻止的机械化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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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历史学家乔治·戴森曾经说过：“我们同机器亲如手足。”但是，如何处理这种“同胞”关系一直困扰着人们。我们爱我们发明的机器，不仅因为机器的用途广泛，还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友善而美丽。一台设计精妙的机器可以实现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们想要理解世界和世界的运转方式，我们想借助自然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想在宇宙中增添些带有人类特点的新事物，我们想让人叹服。一台设计精巧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美好的想法，让我们引以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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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器也有丑陋的一面。并且，我们发现，机器会给我们所珍视的事物带来威胁。机器可以传递人类的力量，但这些力量通常被拥有这些设备的工厂主和金融家而不是操作机器的工人利用。机器是冰冷的、没有思维的，它们遵照编写好的程序运行，这样下去，社会可能变得越来越黑暗。如果说机器给宇宙增添了人类的色彩，那么反过来，它们也为人类社会来带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4年的随笔中明确写道：“我们崇拜机器，认为机器美丽而有价值，因为它们是力量的象征；我们憎恨机器，因为它们可怕，我们厌恶机器，因为它们奴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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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素的观点一样，麦克米伦对自动化机器的认识也体现出一种紧张的关系——机器要么毁了我们，要么拯救我们；要么解放我们，要么奴役我们，而这种关系由来已久。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工业革命伊始，人们对工厂机器的反响各异，那时候就蔓延着这种紧张关系。有的人庆祝机械化生产的到来，将其看作进步的标志与繁荣的保障，但还有许多人对此颇感担忧，他们担心机器会偷走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的灵魂。从那时起，自动化技术开始快速发展，有时快得让我们无所适从。感谢发明家及企业家的创新与智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更精巧的、更有能力的新机器问世。但是，对于这种靠人类的双手和大脑创造的惊人事物，我们却一直怀有矛盾的情绪。看着机器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看着自己，我们并不是完全地信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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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国富论》，这本书为自由企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该书作者亚当·斯密对制造商正在安装的各式各样的“漂亮机器”表示赞叹，认为这些机器会“推动生产并降低劳动强度”。亚当·斯密预测，机器“可以让一个人完成多个人的任务”，由此极大地提高工业生产力。工厂主会赚得更多的利润，随后他们又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业务——建更多的工厂，购置更多的机器，雇用更多的工人。虽然单个机器会降低劳动力需求，但事实上，从长远角度来看，机器的使用反而会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这对工人来说不一定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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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思想家也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预测，正是得益于这些节约劳动力的设备，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工作机会随之增加，工资上涨，物价下跌。工人的口袋里会有多余的钱，他们用这些钱去雇用他们的制造商那里买东西。这又会给工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如此，机械化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加速了社会经济增长，扩大并散播财富，给人们带来亚当·斯密所说的“便捷和享受”。将技术视为经济的万灵药的观点要追溯到工业化早期，后来这一观点发展成了经济理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不仅对早期资本家及他们的学术同人颇具吸引力，许多社会改革者也对机械化鼓掌欢迎，他们认为机械化是将城市大众从贫困和苦役中解救出来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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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资本家及改革者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进行考量，但工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即便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只是暂时的，这也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工厂里的新机器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迫使部分人放弃了原来熟练、有趣的工作，转而去从事那些靠推拉杠杆和踩脚踏板就能完成的单调劳作。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的英国大部分地区，熟练工人毁坏机器，以此来捍卫他们的工作、谋生的手段和生存的家园。这些运动后来被称为“毁坏机器”运动，但这项运动并不是要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保护他们的生活，保证经济自主权和公民自治权，因为他们的生活同他们掌握的技术紧密相连。结合当代工人运动的相关记录，历史学家马尔科姆·托米斯写道：“如果工人不喜欢某种机器，那么原因在于这种机器的用途，而并不是因为‘机器’的属性，也不是因为它是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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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1816年，愤怒的情绪遍布英格兰中部的各个工业郡县，在卢德运动期间，捣毁机器的运动达到了高潮。纺织工人们担心当地的小规模家庭作坊会受到机器工业化的影响，他们组建了游击队，想要阻止纺织厂或工厂安装机械化的纺织机和织袜机。据传，“卢德派”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取自莱斯特郡的一名机器破坏者，其名为奈德·卢德莱姆。卢德分子经常对工厂发动夜袭，破坏新设备。数以千计的英国军人被召集起来，同叛乱者斗争，士兵通过暴力平息了暴乱，杀了许多人，也监禁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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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卢德分子和其他机器破坏者在阻碍机械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零星的胜利，但他们无法阻止机械化的大潮。很快，机器在工厂里越来越常见，成了工业生产和工业竞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对机器的抵制都是徒劳。虽然工人对机器仍有抵触情绪，但他们只能默默地顺应这个新的技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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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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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对于社会各界对机械化的巨大分歧，马克思给出了最有力也最具影响力的解释。他在文章中经常表示，工厂的机器设备是邪恶的，是寄生虫，他把机器描述成“统治并榨干人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工人则成了那些“无生命机器”的“有生命的附属物”。在1856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思表示未来并不光明，他说：“所有的发明和进步都将赋予物质力量以智慧生命，而人类生活却被愚化成了物质力量。”除了机器的“邪恶影响”，马克思还发表了其他观点。学者尼克·戴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解释说，马克思也表示“机器能解放人类”，并对此表示了肯定。马克思在同一篇演讲中提到，现代机器拥有“神奇的力量，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力产出”。机器将工人从职业狭窄的专属范围内解放出来，使工人有机会发挥全部潜能，成为“完全发展”的个体，能参与“不同活动”，进而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不从资本家的角度考虑，如果工人能利用好机器，那么技术就不再是压迫工人的枷锁。机器就像滑轮组里面的上升滑轮，将帮助人类完成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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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的到来，机器在西方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解放者的形象。在发表于1897年的一篇赞扬美国工业机械化的文章中，法国经济学家埃米尔·勒瓦瑟（Émile Levasseur）列举了新技术给“劳动阶层”带来的好处。新技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减少了购买商品的开销，创造了极大的舒适。新技术还促使人们对工厂进行了改造，工作环境变得更干净、明亮，同工业革命早期那种典型的、黑暗的、地狱般的工厂相比，现在的工作环境舒适多了。最重要的是，新技术改变了工人的工作方式。“工人不再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而是将需要大量体力的工作转交给机器来完成；工人成了监管者，靠智慧工作，而不是肌肉。”勒瓦瑟承认，工人仍然对操控机器怨声载道，“在操控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机器的动向，这让工人们备感疲惫”，工人也谴责机器“将人转变为机器，使人退化，工人成了只需要反复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机器”。但是，勒瓦瑟认为，这些抱怨都是狭隘的。工人们只是没发现机器给他们带来的众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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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和学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脑力劳动要优于体力劳动，他们认为技术乌托邦正在形成。在卢德运动期间，奥斯卡·王尔德发表了一篇随笔，虽然面向的对象不同，但他同样预见到，总有一天，机器不只是能减轻人类的劳动负荷，而是能帮助人们彻底摆脱那些辛苦的工作。他写道：“所有非智力劳动，所有单一的、乏味的劳动，所有令人作呕的劳动，所有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都将由机器来完成。未来世界将建立在机器奴役制的基础上，人类将奴役机器。”王尔德认为，在机器奴隶的帮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这样一番景象：“毫无疑问，未来人们将奴役机器，就像大树在不停生长而乡绅却可以酣然入睡。人类将享受闲暇，提高自身修养，这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绝非劳动，而是创造美好的东西，阅读优美的篇章，或仅仅怀着敬畏和愉悦的心情认识世界，而机器会去完成所有那些必要但无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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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抑制了这种高涨的热情。经济的崩溃让人们对20世纪兴旺的“机器时代”产生了强烈的抗议。工会、宗教组织、富有改革精神的社论家以及绝望的市民，全都开始抱怨那些抢走工作的机器和拥有机器的贪婪商人。畅销书《人类和机器》（Men and Machines）的作者写道：“机器并不是造成失业的原因，但它激化了愤怒的情绪，使之演变为人类的一大困扰，从现在开始，生产力越强，情况就变得越糟糕。”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市长给总统赫伯特·胡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总统采取措施抵御工业技术的“科学怪人”，他表示这是灾祸的源头，“正在吞噬我们的文明”。有时候，政府也会煽动大众的恐慌。联邦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将工厂的机器描述成“像野生动物一样危险”。报告的作者写道，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而社会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对其带来的后果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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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萧条并没有使王尔德的机器天堂梦想化为乌有。在某些方面，大萧条让人们发现，那个乌托邦式的发展愿景更加生动，更加必要。我们越是把机器看作我们的敌人，也就越渴望将它们变成我们的朋友。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写道：“我们正在被一种新型的社会疾病折磨，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几年，这种疾病被提及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它就是‘技术性失业’。”机器接管了我们的工作，虽然社会经济也在创造有价值的新工作，但其速度远远比不上机器。但是凯恩斯向读者保证，这种技术性失业仅仅是一种“临时失调”现象，发展和繁荣将会回归，人均收入会上涨，得益于机器劳工的创造力和高效率，很快我们将不必再为工作担忧。凯恩斯认为，很可能100年后（也就是到2030年），技术的进步会将人类从“为物质奔波”中完全解放出来，并帮助我们最终到达“经济的极乐世界”。机器将承担更多的工作，但这不会再让我们感到担忧或绝望。到那时，人类会实现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无尽的休闲时光——我们要学会如何“享受”，而不再是如何“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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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在奋斗，并且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到2030年，“经济的极乐世界”还不会到来。但是，如果凯恩斯在1930年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提出的想法能实现，那么他对经济的预想基本上是正确的。大萧条确实是暂时的。增长回归，就业增加，收入上涨，公司继续购入更多更好的机器。虽然还存在缺陷和弱点，但经济恢复了均衡，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良性循环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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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宣告：“我们相信，如果人类有能力发明新的机器，将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有能力将这些人再带回到工作中去。”从句首的“我们相信”开始，整句话都凸显了典型的肯尼迪风格。简单的词语重复出现，引起人们的共鸣：人、能力、人、工作、能力、人、工作。句子的节奏像鼓点一样，步步推进，最后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回到工作中去”，带着必然性。对听众来说，肯尼迪的话像是故事的结局。但其实不然，这是一章的结束，也是新一章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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