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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技术是一种自动化力量，仁慈且具有自愈能力，这种观点非常吸引人。它让我们乐观地面对未来，也减轻了我们在未来所肩负的责任。有些人依靠自动化系统和控制系统计算机所带来的省力效应和利润集中等特点，获得了巨大财富，对于这些人来说，对技术的信任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技术为这些新兴财阀增添了一抹英雄主义色彩，让他们扮演起了主角：近来的失业现象对人们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是，仁慈的公司创造出计算机奴隶，以帮助人类寻求最终的解放，在这条道路上，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成功的企业家兼投资家彼得·蒂尔是硅谷最杰出的的思想者，他认为“机器人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就会导致人类失业”。但是，他马上补充道：“这也有好处，人类可以获得解放，去做许多其他的事情。”解放听起来比解雇让人舒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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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种浮夸的未来主义已经麻木了。历史提醒我们，在有关技术解放的夸张辞藻背后一般都隐藏着对劳动的蔑视。这样我们就不会轻易相信现在的技术巨头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因为倾向自由、不甘于政府缓慢的进度，所以才赞同采取大范围的财富再分配。技术巨头们表示，对于失业人群来说，财富再分配是为实现自我追求提供资金支持的必要方式。即使社会上出现一些“咒语”或“魔力算法”，能够平均分配自动化成果，我们也应该怀疑是否会随之产生凯恩斯所说的“经济福祉”。在汉娜·阿伦特所著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有一章体现了阿伦特的先见之明。她认为如果能够实现自动化乌托邦，结果可能给人的感觉不是天堂，而是一个残忍的恶作剧。她写道，整个现代社会是按照“劳动社会”的模式组建起来的，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用劳动赚取薪金，然后进行消费，这是人类定义自己和衡量自身价值的方式。许多以前看来“高等的、更有意义的活动”已经被边缘化甚至遗忘了，“只剩下孤独的个体，他们考虑的是工作，而不是谋生”。让技术来满足人类一直以来“想要从劳动的‘辛劳困苦’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可能并不能如愿。技术会让我们掉入更深的深渊。阿伦特总结，自动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人们无事可做。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糟糕了”。阿伦特明白，乌托邦主义就是一种错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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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更多的软件并不能解决自动化所带来的或加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们的非动物性奴隶不会载着我们驶向舒适与和谐的乌托邦世界。如果要解决或至少缓解这些问题，需要大众同问题的复杂性进行斗争。要保证未来社会能良好发展，我们需要对自动化加以限制。我们要改变对进步的认识，强调社会和个人发展而不是技术进步。我们可能甚至需要接纳一种原来认为无法想象的观点，至少是在商业领域：在人和机器之间赋予人类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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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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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加拿大人种论学者理查德·库尔给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写了一封信。库尔阅读了一些契克森米哈早期的关于心流的文章，并且，库尔也提及了自己深入苏斯渥普（Shushwap）部落所进行的研究，这个原住民部落居住在汤普森河谷，也就是现在的英属哥伦比亚。库尔提到，苏斯渥普部落拥有大面积的领地，领地内资源丰富，猎物众多，还生长着可食用的草和梅子。他们不必为生存担忧。他们建起村子，发展“复杂的技术”，“高效利用环境资源”。他们认为生活是美好且富足的。但是，部落中年纪稍长的人注意到，舒适的环境背后暗藏着危险。“世界是可以预知的，生命中没有了挑战。这样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每隔30年，苏斯渥普人就在长者的带领下进行迁徙。他们离开家园，放弃村子，前往野外。库尔写道：“所有人都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生活又充满了全新的挑战。“他们要探试新的河流，认识新猎物留下的踪迹，在新领地里种植许多凤仙花。现在，他们的生命又重获意义，又有了生存的价值。所有人都感到活力充沛、内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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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笼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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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建筑师E·J·米德谈起他公司采用的CAD系统时，他说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话。困难的部分不是学习如何使用该软件，这是很容易的。困难的是学习如何不使用它。高速、易用和新奇的CAD软件很诱人。该公司的设计师在开始一个项目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使用电脑。但是，当仔细了解了自己的工作后，他们就意识到该软件会阻碍创造力。即使它能提高效率，但会限制人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米德和他的同事考虑到自动化的影响，开始抵制该技术的诱惑。他们发现，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自己“开始使用计算机的阶段越来越延后”。在工作的早期，即形成阶段，他们用回了速写本和描图纸，用纸板和泡沫芯材制作模型。“在后期，电脑非常好用，”米德在总结自己对CAD软件的了解时说，“相当便利。”但是电脑的“便利”也可能潜藏危险。对于粗心和缺乏判断力的人来说，它可以压倒其他的因素，使设计师忽视更重要的考量。“你必须深入了解该工具，避免被它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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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米德谈话的一年多前，我刚开始为本书进行研究，我有幸在一所大学校园与该校一名自由摄影师见面。他在一棵大树下悠闲地站着，等待一些挡住阳光的云彩飘走。我注意到他面前庞大的三脚架上有一台大幅胶片相机，十分显眼，因为它看起来十分古老、有些可笑。我问他为什么还在使用胶片。他告诉我，在几年前他用数码摄影和能够运行最先进图像处理软件的计算机取代了胶片相机和暗房，但几个月后，他又换了回来。他并不是对设备的操作或图像的分辨率、精度不满意，而是因为他工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不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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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胶片相机而言，拍照和冲洗照片的固有制约，如费用、辛劳、不确定性，鼓励他在工作时慢下来，谨小慎微、深思熟虑，感受存在的深刻物理意义。在他拍摄照片之前，他会在心中精心构图，考虑现场的光线、色彩、取景和形式。他会耐心等到合适的时机才按下快门。有了数码相机，他可以工作得更快。他可以连续拍摄大量照片，然后用电脑整理、修剪和微调效果最佳的照片。在拍摄照片后再进行构图。起初，这种变化令人感到陶醉。但他最终发现自己对结果感到失望。这些图片让他心灰意冷。他意识到，使用胶片必须遵从感知、视觉的规则，从而拍摄出更丰富、更巧妙、更动人的照片。胶片对他的要求更多。于是他又重新使用了原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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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建筑师还是摄影师，都拒绝使用电脑。这不是出于对丧失工具或自主性的那种抽象的担忧，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斗士。他们只是想在工作中使用最佳工具，可以鼓励并帮助他们做出最好的、最令人满意的作品。他们逐渐明白，最新、最自动化、最方便的工具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我敢肯定，在被比作勒德分子[1]时他们会大发雷霆，但是尽管没有怒火和暴力，他们决定在工作的某些阶段放弃最新的技术也是一种反叛，一如当年发生在英国的破坏机器的行为。和勒德分子一样，他们明白，对技术的选择正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掌握了选择的控制权，而不是拱手让于他人或者让步于先进的势头。他们只是退后一步，批判性地看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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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种行为。出于无知、懒惰或胆怯，我们已经把勒德分子变成了讽刺漫画的主角，把他们当作落后的标志。我们臆断，所有拒绝新工具、支持旧工具的人都犯了“怀旧罪”，他们做出的选择是感性而非理性的。然而真正的感性谬误却是臆断新东西总是比旧东西更适合达成我们的目的和意图。这是小孩子的观点，太天真，站不住脚。一个工具优于其他工具并不在于它的新旧，重要的是它能增强还是削弱我们的能力，它能如何塑造我们对自然和文化的体验。把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选择拱手让于被称为“进步”的宏大抽象概念是愚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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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一直向人们提出挑战，让人们思考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让人们扪心自问人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在本书开头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自动化延伸到了我们存在的最私密领域，从而增加了风险。我们可以让自己在技术浪潮中随波逐流，也可以逆流而行。拒绝发明并不是排斥发明，而是让发明融入我们的生活，让进步脚踏实地。技术人员心爱的《星际迷航》中有句经典台词：“抵抗是徒劳的。”但是，事实与之相反。抵抗永远不是徒劳的。如果如爱默生所说，我们生命力的来源是“活的灵魂”，那么我们最崇高的责任就是抵制任何削弱或腐蚀灵魂的力量，不论其来自制度、商业还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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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最显而易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是：我们每次与事实碰撞，都会加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更好地成为它的一部分。在与挑战搏斗时，我们可能期待辛勤劳动尽早结束，但是，如弗罗斯特所言，正是工作本身造就了我们。自动化将结果与过程分离。它使我们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却让我们远离了认知的任务。当我们每天面对着屏幕，我们与苏斯渥普部族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的本质是否还是在于我们的所知，抑或我们现在满足于用需求来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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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但目的是获得喜悦。活的灵魂是明亮的灵魂。通过将工具视为经验，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生产的手段，我们可以在技术将世界更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享受其带来的自由。100多年前，劳伦斯·斯佩里和埃米尔·加香在巴黎明媚的春光中爬到自己由陀螺仪平衡的寇蒂斯C-2双翼飞机的机翼上，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喜悦，他们飞过看台，看到下面的人群敬畏地抬头仰望。在我的想象中，这就是他们当时所感受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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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名Luddite。指持有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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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 The Glass Cage | How Our Computers Are Changing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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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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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题词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致埃尔西》（To Elsie）的最后一节，该诗出现在他1923年的诗集《春天及一切》（Spring and All）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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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以下受访者、评论家或记者深表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观点和帮助：克劳迪奥·阿波塔、亨利·比尔、韦罗妮克·博博、乔治·戴森、格哈德·费希尔、马克·格罗斯、凯瑟琳·海尔斯、查尔斯·雅各布斯、琼·洛伊、E·J·米德、拉嘉·帕拉休拉曼、劳伦斯·波特、杰夫·罗宾斯、杰弗里·罗、阿里·舒尔曼、埃文·泽林格、贝齐·斯帕罗、蒂姆·斯旺、本·特瑞纳以及克里斯托夫·范宁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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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笼子》是由诺顿出版社编辑布兰登·柯里指导的我的第三本书。我要感谢布兰登和他的同事的工作。并且，我还要对我的代理约翰·布罗克曼以及布罗克曼公司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充满智慧的建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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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部分章节在成书前通过不同形式对外发表过，例如《大西洋报》、《华盛顿邮报》、《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以及我的博客“Rough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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