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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发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发明的“傻瓜相机”。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日本产品——它是一种绝对驯服的工具，一种极其善解人意、决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条件，对主人极其“温柔”、“体贴”的消费品。人在使用别的照相机时，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摄影知识，在一些细节上的无知（如不知道如何调光圈和速度）和马虎（如忘了开镜头盖），将导致摄影的失败；而当人在使用“傻瓜相机”时，你连镜头盖是否打开都不用担心，因为假如你没有打开镜头盖，那么你连快门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机”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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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早就指出，“主奴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种可能“异化”的关系。当主人把奴隶的权利、内涵剥夺殆尽，把奴隶降低到“物”的水平，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权利、内涵也剥夺殆尽，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以男女交往为例，一个身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个女奴做任何事，从表面上看，他彻底地占有了这个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够占有的只是对方作为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他似乎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对于人的态度、情感（如爱、理解、尊重）。当他对她大施淫威时，他已把他作为人的各种力量闲置、遗忘、废弃，或者说不自觉地剥夺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权力，使自己等同于物。在这种“交往”中，他从来没有在与对方的相处、磨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磨合”是多余的）中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己，体验和占有自己潜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质，而只是在持续的放纵、任性中沉沦、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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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奴关系与前面所说的娼妓化交往其实是同一回事——人与人之间最低级的交往，近似于物与物之间的交往。“主人”在“奴隶”的绝对驯服中自以为占有了一切，其实他占有的只是“看不见的珍藏”，或者说虚假的珍藏。独裁者（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独裁者）常常难免产生一种深切的孤独感、无能感和破产感——在拥有一切时暗感到一无所有。使用、享受着各种驯服工具的消费者也是一种独裁者。“傻瓜相机”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在拍下了无数张照片后，自己在摄影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自己的“马大哈”式的生存状态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当然也谈不上改正“马大哈”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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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林肯的话来说，它“属于傻瓜”，“为傻瓜而设计”，“由傻瓜来使用”。可以说，“傻瓜”是“消费者”的一个最为恰当的别名。“消费者”被各种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温柔体贴”的消费品包围并按摩着，不断地“傻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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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对各种驯服的消费品施行独裁时，也同时被消费品施行着独裁——“平均化”的独裁。无论是电视还是傻瓜相机，它们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样地对消费者进行着“平均化”的处理，把人与人的差异降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各种产品的生产者通过大规模地复制出各种“大路货”，自觉不自觉地使消费者在总体上成为“大路货”。一个摄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机的，因为傻瓜相机在有效地避免了失败和风险的同时，也同样有效地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扼杀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作品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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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大众文化产业，尤其是大众化传播媒介产业同时造就的两种东西（消费者与消费品），一路货色（平均化、整齐划一的大众与平均化、整齐划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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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乔治·吉尔德为什么把电脑技术以外的许许多多电子技术（尤其是电视技术）称为“消费者电子学”。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消费者电子学”直接称为“傻瓜电子学”。受这种“电子学”（电子技术）支配的种种产品（从“傻瓜相机”到“高清晰度电视”）都在有意无意地造就或助长一种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即为平均化的消费者——“大众”——所拥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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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按摩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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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电脑用户（使用者）仍然是“消费者”。然而从文化意义上讲，电脑用户与电视观众（典型的消费者）具有质的不同。电视观众闲置着双手，被动地、集体性地接受电视的按摩，或者说，接受由电视台复制出来的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的按摩。相反，电脑用户伸出自己的双手敲击着键盘，与电脑进行着真正意义上“交往”。人与电脑相互挑战并各自作出应战，双方在索取的同时也在被索取，在向对方敞开自身的同时让对方向自己敞开，在这一过程中共同“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身。所以电脑用户说到底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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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吉尔德所看到的，电脑用户把电脑当作是一个为他们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积累资本，富有创造性并预示着未来的工具。在美国，电脑在1993年的销售量是5000万台，而每台电脑的价格比每台电视机的价格高出近4倍。电脑的市场比电视和电影的市场加起来还要大，比如1992年美国的电脑产业的总销售量是1610亿美元，而电视和电影产业的销售量加起来也只有1040亿美元。电脑硬件的销售收入是电视机销售收入的6倍，家用电脑的销售量每年以10倍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电脑买主的综合素质要比电视买主的高得多。电视买主来自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用400美元买一台电视机；而电脑的买主几乎都来自高收入阶层。他们总是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是相应的），用大约1500美元买电脑硬件，再用1500美元买软件和外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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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指出，电脑与电视的“最关键的差异是这两种设备在用途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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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的人几乎是在用电视来愚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而PC机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PC机的买主也是一种新的应用和附加设备的创造者，而电视机只是一个消费品。PC机是一种供方投资，它使家庭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重新成为中心角色。资本主义生产被转化为一种对于现阶段出现的家庭、文化和社区危机的治疗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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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与电视在用途上的不同，缘于它们在“禀性”、“脾气”上的不同。人与电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电视像奴仆一样迎合着人，尽可能地让人感到舒适、自在，虽然实际上它是像靡菲斯特反过来奴役浮士德一样地奴役着人。人与电脑的形成的却是平等相处、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关系。电脑从来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驯服工具，它对人提出各种条件和资格要求。通过键盘来操作电脑与通过遥控器来操作电脑决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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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骏马常常同时就是一匹烈马，只有优秀的骑手才能驾驭它。同样道理，电脑不是像“傻瓜相机”那样的可以随便上手的工具。电脑强制性地改变着它的使用者，它是人的严师和诤友，它向人许诺和提供的不是廉价的、消遣性的“轻松愉快”和“自由自在”，而是在通过无数次的挫折、摔打、挣扎赎来的深刻、强烈的自由感和成就感。电脑与电视不同的脾气和禀性造就着一种在精神气质上与大众（电视）文化大异其趣的文化。基于这种考虑，吉尔德把电脑与T型汽车（最早生产出来的汽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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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性电脑常常首先是被能最好地使用它的精英们使用，然后他们再把它们向别的人推广。所有新的技术都是先被精英们获得、掌握，然后它们才会深入到公众中去。电脑在当代文化中所担当的角色相当于T型汽车在20世纪的产业文化中担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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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汽车的）车主们不能径直跨进汽车来驾驶它，他们必须首先学会怎样保养和维修这种汽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学会了怎样拆开它，又怎样把它组装起来。他们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技艺的产业精英，正是凭着这种技艺，他们在两次大战中大显身手，并把美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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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T型汽车的司机一样，顶尖性电脑的使用者（黑客和准黑客）与其说是消费者，不如说是生产性——掌握数字技术的“产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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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电脑与T型汽车又有两个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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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T型汽车在技术上是封闲性的，而电脑在技术上高度开放性的，处于“没有尽头的青春期”之中。网络化一方面使每一台PC不可能固步自封，使之不断成为“顶尖性的电脑”，另一方面使每一个用户可能成为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使电脑用户使用过程是反馈性、回应性的，而不是像人在接受按摩时那样奴役性地“使用”按摩者，同时又暗中被按摩者奴役。梅特卡尔夫定律最能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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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T型汽车是只具有技术维度的机器，它只能使人成为技术上精英；而电脑是多维度的机器，它不单是在技术上不断地向人挑战，使人避免成为一个技术上的消费者（与此相对照的是，电视观众首先是电视技术的消费者），而且从人类文化的各个维度上向人提出全面挑战，从总体上结束人被各种机器“按摩”的状态，从总体上结束消费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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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 第三部分 我的数字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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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界面的梦想是，电脑将变得更加像人。这种想法很容易招致批评，人们会嫌它太浪漫，太含混，太不符合实际了。真要批评的话，我会说这个想法太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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