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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印刷媒体的传播或交流模式概括为“作者—读者”，这一模式忽略了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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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本在从作者传到读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中间环节——编（辑）者。与读者相比，编者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有时甚至对于作者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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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文本的交流模式中，编辑这一角色之所以常常被忽视，是因为编辑常常扮演着一个相当暧昧的角色。在读者的视线中，他是作者的附庸，而在作者的眼中，它又只是一个特殊的读者（第一读者）。然而在多媒体出版范式中，随着“作者—读者”模式的消解，编辑（者）的角色反而突显出来了。一大堆比特呈现出来的样式受制于个人电脑的使用者。如果把这个呈现样式看作是一个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是经过使用者编辑（剪辑）过的。储存了大量比特的数据库只是一个资料的提供者，而信息的接收者既是作品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这个作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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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 PC 的使用者（用户）与在印刷出版范式中编辑所担当的角色相当类似。一个自由地悠游于不同的感观世界的人看起来像是一个信息的采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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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同样是一个“哑终端”。在“线性、等级性”的关系中，作者总是高高在上地将单一的形式和固定的内容“推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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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未来的多媒体）范式与“文本”范式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信息的接收者不再是“读者”（仅仅以“阅读”这种单一的感知方式来接收信息者）。他可以读，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边读边听边看。信息的发送者不再像“作者”那样高高在上。与信息的接收者相比，他反而处于被动的境地。主动权在接收者——不是他适应于后者，而是后者来适应他。信息的传播由发送者的“推给”变成了接收者的“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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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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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媒体给我们造成的“多重感觉经验”说到底只限于视觉和听觉经验（眼和耳的经验）。以尼葛洛庞蒂举的接收一场足球比赛的不同方式为例，你可以把比特转换成比赛实况的动态画面（录像），也可以让电脑把比特转化成足球评论员的解说，如果你不是一个不爱看热闹而爱看门道的内行，你也可以转换成演示比赛技战术状况的图解。即使是这样，一台网络化的多媒体电脑实际上只能表现为三种媒体。优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实际上只意味着“在三种媒体转换方式之间来回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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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哪怕多媒体是一种网络现象，是一种触动各种不同的感觉（所谓“多重感觉”）的媒体，它也只是一种将已有的各种媒体在技术上综合在一起的媒体。如果以之作为电脑网络的力量的基础，那么电脑在与电视竞争的过程中，不仅显示不出优势，而且还存在着不少劣势。以转播足球赛为例，广播公司完全可以在三个频道里以三种形式转播同一场比赛，观众可以通过任何三个频道中的任何一个频道来获取比赛的信息。而通过电脑来接收着于这场足球赛三种媒体形式的信息，反而要无谓地占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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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接收者被动接收信息状态，但他们在感觉上获得的自由和创造性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处于接收终端的受众由整齐划一地接受同一种信息的观众分化为几类观众，接收终端不是再是哑终端，但文本媒体中的那种信息的提供者（作者）与信息的接收者（读者）之前的等级关系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格威特所说，当多媒体“与限制性范式（如印刷范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潜能就难以发挥。更糟糕的是，如果无目的地使用它，或者没有对其布局和内容进行安排，它就会导致无谓的感觉上的烂摊子，从而污染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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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个单纯的多媒体作品是一个封闭的作品。一张光盘的封闭性自不待言，作为“网络现象”的多媒体作品也无法摆脱封闭性的特征。仍然以接收足球比赛为例。如果我是一个资深的球迷，或者是一个体育评论家，我对眼下正在解说这场比赛的评论员的水平感到怀疑和厌烦，我想对这场球赛进行相当细致的研究。比如我拟定了以下课题：1）两个队的教练的简历，他们的个人气质、文化素养、人生信念，尤其是他们训练队员和排兵布阵的特点；2）双方主力队员的简历以及人们对他们的评论；3）双方以前交战的情况；4）这两个球队分别代表的国家的民族习性，两国的民众对于足球的态度，足球作为一个产业在这两个民族发展的现状等；4）我甚至还想研究足球运动这种具有准宗教特点的体育项目（它所引发的个人和社会性的狂热，它对于球迷的凝聚力，像宗教信徒一样的球迷的社会角色等等）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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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无论你选择三种媒体中的任何一种，你都无法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你可以悠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但你无法使自己对于你关注的事物理解超出平均状态，你无法就你关心的问题与真正的内行讨论“门道”而不是看热闹。一句话，你可以在横向悠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却很难从纵向潜入到某个感官世界和理智世界的深处，在不断向深处潜入的过程中与他人和自己发生“奇遇”，领略到他人和自己的深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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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媒体难以克服的封闭性。在这一点上，它与限定性的印刷（文本）范式只有程度而无实质的不同。它无法真正使人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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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 WEB 来说，多媒体虽然是一种关键性的技术系统，但说到底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范式，它需要一些扩增性范式来开发、激活它所蕴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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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增强性范式中，大大地克服了文本（印刷）范式的局限的“超文本”范式对于多媒体来说是最重要的。主要是由于“超文本”的力量，多媒体才转变成为“超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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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从“死书”到“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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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古以来就意识到了文本（印刷媒体）的封闭性。“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中国，那些缺乏个人创造性，迷信书本的人被描述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圣保罗把固守圣经的人的读经方式描述为“死在句下”。爱默生对此说得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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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运用得好的时候是最好的东西，如若被滥用，书就进入最坏的东西之列。在对待书的问题上，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激发、开启人的心智。我与其被一本书强烈地吸引，以至于偏离了我自己的轨道，从一个独立的星系变成一个绕它旋转的卫星，那我还不如根本就没见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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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不少人陷入“死读书，读书死”状况中，与印刷媒体（文本）本身的特性有关。印刷媒体不仅在外在形式上是“死”的（按固定的页码装订），而且从内容上说，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本“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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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有意无意地在书中自圆其说，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观点显得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他不执着于他自己的视角，而是对一个问题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兼及所有人的视角），那么他写出的书往往是一大堆莫衷一是、缺乏主见、人云亦云、非驴非马的文字。最要命的是，如果他是一个喜爱较真儿的人，他会发现他的观点在不断变化，既有的观点需要不断修正，以至于他觉得他要写的这本书到他离开人世时也写不完，即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勉强将这本书写完，他自己也会预见到里面仍然可能是漏洞百出，仍然可能被某个眼光锐利的同行批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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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一个人写一本书时，他有意无意地置他自己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视野、见识上的有限性（其实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所造成的种种纰漏于不顾。他不得不寻找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论据，忽略不利于自己的论点，以便使自己的学说、见解自成一体，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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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理总是开放、发展的而不是封闭、静止的。“自圆其说”必然以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削足适履、固执己见、甚至强辞夺理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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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国作家这样感叹道：“写一本书就是作一次孽。”禅宗的创立者为了避免永远是活生生的真理堕入“死”的文字的窠臼，变成僵死的说教，甚至提出了“不立文字”的极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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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可能同意不立文字的主张，可行的恐怕只能是以偏见来反抗和部分地消除偏见，以一种“误解”作为另一种“误解”的“解毒剂”和“泻药”，以不断的探索、交流来消除自己“真理在握”的幻觉，以开放的心胸避免自己获得的知识变得板结或腐臭。通过经常不断地与“高手”、“高人”们的交流、接触而形成自己的主见，同时又保持真诚的谦卑，在不断地提出在别人看来有可能是“高见”也可能是“谬见”的同时，由衷地对自己和别人重复巴甫洛夫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个门外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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