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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子技术之一的数字技术与其它电子技术（电子学）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是面向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的，或者说它使消费者同时就是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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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播来说，电脑是十足的异己力量。吉尔德指出，远程电脑不是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而是促进个人主义；不是培养被动性，而是促进主动性。取代原有的主奴结构的，是远程电脑将拥有的互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接收者都能够作为录像图像和别的信息的处理者和发送者。远程电脑将丰富和强化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因为电视在现阶段就其本质而言是集权主义媒介，电视信号是由单个的电视台发送的，自上面向下倾倒给大众，暴君们把电视推给他们的臣民。“电视的灭亡将成为自由和个性、文化和道德的主要驱动力。它的覆灭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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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电脑不是“家用电器”，不是新鲜的消费品。在电视时代，“在家”意味着在各种家用电器威胁利诱下当一个的消费者。当一个人用钱把电视机请进家中的时候，靡菲斯特就这台机器上押上了一份决不会输掉的赌注。相反，远程电脑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而这种富有、聪明和创造性又自然而然地汇入到网络之中，成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使用者对于他所索取的资源的“反哺”和“回报”。这种“反哺”和“回报”意味着远程电脑使它的使用者变成生产者和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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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反馈功能这一看似细节性的技术差异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吉尔德看得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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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网络是新时代的中心技术。它是劳动分工的主要驱动力——创造性的力量和特殊分工被亚当·斯密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它们是在现行的“创造性破坏”中起主要作用的尖端力量。电脑网络的内政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被动和分散的。与游戏和电子不同，它赋予人以自我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新的力量。它们把个体从企业、官僚、地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与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最好的同道合作和交流信息。电脑网络给电脑黑客们以产业时代的产业巨头们的创造性潜能和广播时代的电视大王们的交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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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电脑影响生活和文化的每一个侧面的潜力如同电视已经造成的影响，但远程电脑的影响将会根本不同。远程电脑的甚至可能逆转电视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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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进入家庭目前已成为电视的热门话题。但电视行业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电视来说，电脑是来者不善的。如同伊索寓言中那个被那个可怜的阿拉伯人让进帐篷里的骆驼，电脑在进入家庭后，将一步一步地排挤电视，最后会把电视一脚踢出。对于电视来说，电脑的普及是一首哀歌而不是一首赞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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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蒂提醒专打版权官司的律师们系好他们的安全带。这一提醒可以推而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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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主持人，包括主持电脑节目的电视主持人，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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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商，包括各种变相的广告商（如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系好你们的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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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受益者，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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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性与异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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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曾讲到过一则“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人笔下的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诸神最初只创造了一个身躯极其庞大的“人”，但随后又把这个庞大的“人”分成了“众人”，以便他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就像将一只整手分成五个指头，手就更能发挥手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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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寓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大众”（mass）与“个人”（person），电视观众与PC用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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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是一种分化性力量，但它不是造成整体的分裂，而是使整体具有空前的力量。“大众”如同一只“整手”，它的“大”只是意味着笨拙无力，网络使“大众”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如同一只整手分化出五个手指，五个手指协作，使一只手具有了一只“整手”根本不曾具有的力量，网络使“各位观众”从大众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使“观众”（袖手旁观者的集合体）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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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这一概念并不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就数量而言的。“众”既不必然是消极的，也不必然意味着积极的。“人心齐，泰山移”的情形与“鸭多不生蛋”的情形同样普遍，关键在于“众”是如何构成的。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意识到一个整体的结构特征与其有无生产性、创造性力量的关系——是“同”还是“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二女同室，其性不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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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之所以是“大众”，关键在于构成“大众”的一个一个的人是“同质性的”，无论这一个一个的人的数量有多少，他们之间是没有实质差异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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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秦始皇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办法是努力保持他所统治的人的同质性。使民众同质化是“愚民政策”的“精髓”，但使民众同质化却有多种异曲同工的方式。旧约中的上帝采取的是“变乱口音”的方法，目的同样是为了阻止民众间的交往和沟通。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社会，又出现了更巧妙、更含而不露的使民众同质化的方法。钱钟书的话一语破的：“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知道什么东西，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知道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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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传播媒体的电视，既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变乱口音”。相反，它让人每天接受着五花八门的知识（而秦始皇把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书全部烧掉），它让处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知道其他地方的人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上帝”却是让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想的和说的是什么。然而它自有使民众同质化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将包罗万象的知识作扁平化、平均化处理，将所有人的声音压缩为同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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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似乎很难说电视给它的观众提供的视野是狭隘的。相反，你常常觉得电视的内容简直是异彩纷呈。在一个关于某种饮料的电视广告里竟然出现了“夸父逐日”的场面（当夸父快要渴死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罐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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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国思想家阿多尔诺曾经说过：“人们已不再从音乐会上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每天从芭蕾香水广告的四句‘欢乐颂’唱词中得知。”电视由于“两分钟规则”而无力具备选择的幅度，于是它把一切纵深性的东西都平面化，橱窗化，以繁茂芜杂、五花八门来冒充丰富多彩，企图以大杂烩式的信息来包容人的感受、人的知识的全部内容。它不得不附庸风雅（这常常被标榜为“雅俗共赏”）并因这附庸而肆意的败坏、污染风雅。它通过使观众全都“无所不知”的方式来使观众一无所知，通过使观众全都会说同样的话因而不会说每一句属于自己的话的方式来“变乱口音”，通过使人们每天以道听途说的方式“阅读”电视台发布的伪百科全书的方式来“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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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对于电视的这种把知识、语言进行偏平化处理，从而使观众同质化的方式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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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大众—广播型媒介（mass－broadcast media）的最小公分母的大路货才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掩盖使人成为人的差异，把使我们超越简单的胃口的更高的抱负和灵感削减掉，把我们降低到易受他人影响和蛊惑的一群，使我们在各个电视频道中狼奔豕突，寻找着血海和肉浪，或者是追逐蛊惑人心、充满怨毒的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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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吉尔德的这番话，一个替电视辩护的人马上会说，难道在Internet上就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血海和肉浪”），就没有邪恶的东西（“蛊惑人心、充满怨毒的厥词”）吗？谁能保证“网虫”们不是在网上狼奔豕突？如果说电视是一个“白痴盒子”，那谁能保证Internet不是“潘多拉的盒子”？谁能保证“上网”不是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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