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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航空公司的经理请世界各航空公司的经理从自己的办公室门外拣一颗小石子送给他。他想用世界各地的小石子垒一个小石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解释道，由于航空业的发展，你可以在地球的一隅用手摸到世界各地。这种情形既可理解为由于轮子技术的发达，世界变得如一个可以摆放在桌面的小石堆那么小，或者说它使人的手臂延伸得如地球的赤道一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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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飞机的速度无论有多快，都远远比不上光的速度。其实人类早在发明飞机之前，就发明了比飞机的“延伸”速度还要快工具——电报。后来又发明了电话、收音机、电视。今天人们又开始使用远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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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使人们有更好的方式“世界的一隅随手摸到把世界各地”，人可以把小小的世界摆放在桌子上，也可以使世界成为一个“便携式”的世界。对远程电脑的使用者而言，世界各地就在他们的指尖上。今天，“飞速”只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意味着“快”，而在实际的意义上早已是慢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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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技术的给人提供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神话的想象。在现代技术的映现下，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缩地法”已显得非常平常，并无神奇之处。轻到完全没有重量——能以光速传输的比特赋予人比“神速”还要快的速度，人似乎已经超越了从前的人们一直憧憬的“飞”的境界。人用不着像庄子想象中的神物（鲲鹏）那样，乘羊角风扶遥直上，背负青天朝下看，方能看到人间城廓。人只需坐在电脑前，轻松地动几下指头，就能看到人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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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有一个共识：神灵、神仙居住的世界的时间与人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时间是不同的。与尘世的时间相比，神界的时间要快得多。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的：“时间的相对性是各国都有的民间故事的题材：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一个人认定只需要几个小时，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故乡已面目全非，因为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西游记》有一句话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时间相对性的观念——“天上一日，下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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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的这种观念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谋而合：时间和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的，是由速度派生出来的。物体的运动速度越快，时间变得越短，空间变得越小。在媒介理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对论”。不同的媒介赋予了人以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轮子决定了人所能拥有的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决定着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在轮子未发明时，人与人以部落和村庄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部落和村落是最早的人最初的社区（community，即“交往共同体”）。一个个社区处于“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有轮子的交通工具（车辆）出现后，这个交往共同体就趋于解体，因为轮子行走的道路把许多村庄、部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比以前大得多的社区。在这些村庄之间，某个地点由于交通的便利（常常是多条道路的交汇点）而成为这个新兴社区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城市。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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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把这一过程概述为：首先兴起的是村落，村落缺乏上述各种人体的集体延伸。然而，村落已是一种社区形态，它和以渔猎为生的社会形态不同，因为村民也许已经定居，也可能开始有了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化。他们聚居在一起的事实本身，就是人类活动加速的一种形式，它给人类行动的进一步分化和专门化提供了动力。这就是作为脚的延伸的轮子所产生的环境，轮子加速了生产和交换。这也是加剧社区冲突和破裂的环境，冲突和破裂又使人们结成愈来愈大的聚集体，以抗衡其他社区加快步伐的活动。为了对抗别人的发展，为了寻求安全和保护，村落又被席卷而成为城市。人类活动加速的过程，就是世界对于人而言变得越来越小又的过程。换一个角度看，又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大的过程——世界变“小”，使得人轻易地达到难以企及的地方，人活动的范围，与他人交往范围（社区）就大大地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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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区的演变史与“轮子”的演变史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回事。然而这一过程还没有完。当人除了用有轮子的工具来克服空间距离之外，又开始用电来克服空间距离之拍，电的速度（等同于光速）使空间大大缩小了，世界就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村落。麦克卢汉首创了“地球村”一词，用来指称被电的速度大大缩小的世界。电使人获得了“神速”，从而也使现代人仿佛生活在一个“神的国度”里，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诸神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我们已经指出，在数字时代里，所有与所有名称是以tele为前缀的媒体最终都将被一体化的teleputer（处于Internet中的电脑）所取代。teleputer 使“地球村”真正成为可能。网络上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就是一个虚拟的“地球村”。尼葛洛庞蒂对此很有信心，他把由Internet造成的“地球村”称为“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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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用户构成的社区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就像法国的Minitel网络和美国的“奇迹网”都认识到的那样，网络上应用最多的是电子邮递。网络的真正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信息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国会图书馆中每本藏书的捷径，而且正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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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地球村”里的居民来说，从前“远在天边”的人和事物全都“近在眼前”。这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远方”，没有“旅途”，人在其中不会忍受分离之苦（天涯已化作毗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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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与他人（尤其是与亲人、朋友）的分离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除了饥寒之外的最大的痛苦之源。比如在佛经中，“与不亲者合”和“与亲者离”被认为是“苦”的重要根源。正是由于人类都害怕、逃避这种痛苦，通过剥夺人与他人交往、共在的权利——将人投入监牢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成了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都认可和采用的主要的刑罚方式（读者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本书第二部中那一段假定你自己身陷囹圄的文学性想象）。我们对于自己终究要来临的死亡的恐惧和因亲人、朋友死去而陷入的极度的悲痛，都表明分离（尤其是永久的分离）可能给人造成多大的痛苦。人类不约而同地设立节日，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人们对于“离”的状态的逃避和对于“合”的状态的珍视。节日总是与“合”的状态、团圆的状态（“离”的状态的结束）相关联——与家人的团圆、与死去亲人以特殊的方式共在、与众人的共在、与神灵的共在，等等。“离愁别恨”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在《诗经》中，比较有名的篇什差不多都是表达处于与所慕、所爱之人分离时的感情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关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瞻望无及，伫立以泣。”（《燕燕》）、“自伯至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在后世的诗歌中，尤其是在宋词中，“离别”成了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主题——写词就是写“愁”（“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愁就是“离愁”（“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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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中国文学中，文学就意味着表现“悲欢离合”。作为中国文学顶峰的《红楼梦》，也可以看作是表现人所遭遇的恒常的命运——“一个是水中月”与“一个是镜中花”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可避免“分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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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特意提到一幅横批为“情天恨海”的对联——“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可以看作是对于“分离”主题的凝炼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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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人余光中写过一首题为《乡愁》诗。在这首诗中，诗人哀叹的别离状态，既有“生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又有“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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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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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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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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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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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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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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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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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在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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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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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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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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