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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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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的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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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重（heaviness）便真的的悲惨，而轻（lightness）便真的辉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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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溃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被压在男人的身体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人们就变得越是实在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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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全然没有负担，人就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飘飞起来，远离大地（earth）和他的血肉之躯的状态（earthly being），变得亦真亦幻，他的运动状态变得自由，因而也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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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重还是轻？昆德拉提到了关于两种关于“轻”与“重”关系的观点。一种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是：“轻为积极，重为消极。”另一种是贝多芬的观点。“与巴门尼德不同，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必然性，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唯有必然性，方能有重；而一个东西唯有是重的，方能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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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显然趋向于后一种观点：“我们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掮天的巨人——引者）承受（bear）他的命运，人的伟大方能勃发出来。贝多芬的英雄就是一个举起形而上的重负的人。”与阿特拉斯和贝多芬的英雄相反的，是不承担重负，极度轻松、自在地生活着的人。昆德拉用一个德语词——kitsch——来描述这种人的生存状态。kitsch一词本义指投大众之所好的审美风格，但昆德拉赋予了它更深的哲学内涵：人对于以一种想当然的、不假思索的、“随和”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和人的状况，无视世界和人的负面的价值和丑恶的因素（比如再“伟大”、再“美丽”的人身上都免不了有卑污、丑恶的东西——大便），自欺欺人地勾画出一个轻松、美好的生活图景，在这种自欺状态中自得其乐。总之，kitsch 就是否认这个世界中“重”的存在，无条件地承认现状态的合理性，自欺地，轻松自在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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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昆德拉的界定，我们把kitsch这个词翻译成“随俗”。在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随俗”。随俗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基调，这种基调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的行为中，渗透在一切语言、思想、情感中，包括一切抵触、厌恶“俗”的语言、思想、情感中。俗是一种无形却能感受到——如气和风——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说“俗气”、“风俗”。一有风吹来，草在摇摆——而且是一起摇摆，水面荡起波浪——而且到处都是波浪，尘土在飞扬——而且是漫天飞扬。同样的现象在社会中屡见不鲜，昆德拉把游行作为典型的“随俗”现象，人们在一种像大风一样无形而强劲的力量的驱使下向同一个方向“自由地”走动，以同一种声调“自由地”呼喊，脸上露出同一种获得自由、获得解放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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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人，如同羽毛，如同尘土，“全然没有负担”，“变得比大气还轻”，“高高地飘飞起来，远离大地和他的身肉之躯的状态，变得亦真亦幻，他的运动状态变得自由，因而也变得毫无意义”。看得出，“随俗”（或曰“随风而逝”，或曰“飘”）的现象之所以随处可见，是因为“轻”（或曰“轻松”）的状态是人们的常态。“俗态”实质上是一种“轻”的状态，一种体现在一切行为、语言、思想中的水性杨花的状态，哪怕这些行为、语言、思想有时显得十分稳重、得体、庄严（在一个装腔作势的政客或学者身上常常能见得到）。不同的人（气宇轩昂的人、才华横溢的人、撒泼耍赖的人，等等）以千差万别而本质同一的方式成为“随风舞”的“疯狂柳絮”，“逐水流”的“轻薄桃花”，在“风”和“水”的“暴政”中感到舒舒服服，体会到“自由”和“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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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并不意味着福音（如尼葛洛庞蒂所认为的）。相反，如果我们不保持一种清醒和自觉，人类将进入一场永不止息的灾难之中。我们生存的本质（being）将被数字“化”为没有重量的存在，人类（human being）变成“数类”（human being）。我们将被数字时代的强劲的“风”吹起，四处飘荡，永无定所。我们将不得不“随”赛柏空间之“俗”，在这个没有引力的空间里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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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命运令人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安提亚斯故事。安提亚斯几乎所向无敌，然而它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母亲——地神盖娅。一旦离开大地，他就不堪一击。他的对手正是利用他的这个特点战胜了他——巧妙地将他引向空中，紧紧地“拥抱”他，使他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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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时时听到“拥抱数字时代”的呼声。“拥抱”是相互的。安提亚斯的故事让我们想到：数字时代会不会是一个暗藏杀机的时代？它是否欺骗性地使我们“飞”到空中，用“拥抱”的方式将我们活活勒死？如是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拒绝离开大地（earth），恪守我们的“血肉之躯的本质”（earthly being），拒绝“数字化生存（本质）”（digital being），在一个数字统治的时代，维护我们的“原子化状态”（atomic being），保持我们的“重”——“持重”，捍卫我们的笨拙——“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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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的WINDOWS与“上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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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颇有几份抱残守缺的技术虚无主义色彩，必定为数字时代的“福音传道士”所不齿。吉尔德就以不屑的证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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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经济学家们对于新技术将使人类拥有更高的寿命，以及遍布全球的就业机会和财富的增加置若罔闻，反而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间不断加宽的鸿沟。出版商们则策动其他一些心情沮丧的笨伯来癿写对于高贵的野蛮和手工园艺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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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的延伸与人的萎缩，轻与重等问题依然存在，数字时代的“福音传道士”面对这样的问题，恐怕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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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机器（尤甚是现代出现的日益先进的机器）总是改变人的存在状态（being）。现代机器的本质比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密切地渗透到人的存在状态中。技术的危险不在于机器成为杀人狂，或者在于我们可能因为与机器的错误比较而误解、误用机器（如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所渲染的那样），而在于人类存在状态（human being）的转变。通过技术，人类的行动和期望基本上被扭曲了。技术进入到人类生存的最内在的领域，改变我们的理解、思想和意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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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离开人世的时候（1976年），PC和WEB尚未出现。但早在1957年他就预见到了电脑能影响每个人的生存状况，他把它称为“语言机器”。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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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机器预先规范和调节我们通过机械能量和功能来使用语言的方式。语言机器是——并且说到底，是正在变成——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现代技术以如此方式控制语言的模式和世界。同时，人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印象：人是语言机器的主人。但事实的真相可能恰恰是语言机器把语言纳入到它的操持之一，并且因此掌握着人类存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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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听说过海德格尔的人都可能听说过他的著名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把电脑称为“语言机器”是有其特别的用心的。很显然，电脑这种“语言机器”所造就的语言将成为存在的新的“家园”。在这一点上尼葛洛庞蒂倒是与他不谋而合：“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本质。”如今，被海德格尔认为应该“诗化地栖居”的人类很难免于数字化地“栖居”的命运，而抽象、简单到极点而呈现为极为具体、丰富的外观和假象的比特，又难免不使人保持这样的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诗化的、神话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空前开放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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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比特构成的世界并不能实质性地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相反，它还可能使我们的生存空前变得狭窄。人与世界、人与语言的关系被简化为人与电脑（语言机器）的关系。电脑可以使许许多多远在天边的东西都近在眼前，使人生活在一个极度开放的世界里，同时又使许许多多近在眼前的东西如同远在天边，因而使人生活在一个极度封闭的世界。通过电脑这个窗口，我们看到并进入无数的场景，但唯独看不到任何真实的“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囚禁、封闭在一个一尘不染的世界里，换句话说，在数字时代，我们生活在虚拟性的、虚假的开放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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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曾提到过一种“抽象社会”的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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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实际接触——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个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出门就坐封闭的汽车。（人工授精甚至会出现没有个人因素的生殖。）这种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完全抽象的或非个人化的社会”。有趣的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虽然我们并不经常在封闭的汽车上独自驱车（只是沿路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但其结果与此差不多——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同样，加入工会不过是持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交纳会费而已。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个人接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因为社会已变得抽象，而人的生物性质却不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需要，但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这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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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说这番话的时候（1943年），电脑尚处于萌芽状态。今天我们看到，与当今的社会与人的实际状况相比，波普尔所看到的“抽象社会”毕竟是相当“具体”的社会。电脑大大加剧了这样一种状态：“人们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接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和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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