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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的。我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我从网上下载了许多后来才知道有多么重要的文献中，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了与数字时代的文化问题有关的重要人物的思想，因为我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大堆毫无理论背景，杂杂拉拉地讲故事，谈感受的文字。纵然（或者说无疑）它注定是一本速朽之作，我也不愿它不明不白地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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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仔细搜索，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对我的思路和写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节点。我得知，要想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化，有三个人的思想是最有帮助的（他们被称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这三个人就是：乔治·吉尔德、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古拉·尼葛洛庞蒂。说起来十分惭愧，在此之前，除了对尼葛洛庞蒂稍有了解之外，我连麦克卢汉（我对“地球村”这一说法有所耳闻，但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由他首创的）和吉尔德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甘琦女士告诉我，麦克卢汉的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早在好几年就出了中译本（译本标题为《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只是印数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匆匆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麦氏的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家，而是一位天分极高，才识过人的思想家。据说这本书刚刚问世，就在英语思想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犹如一场大地震”），有人甚至称麦克卢汉是“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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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科学史已经表明的，不少划时代的科学家和学者是非科班出的，如创立细菌学说的巴斯德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得诺贝尔化学将的居里夫人本来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本来是学数字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许许多多天才（盖茨、乔布斯、尼葛洛庞蒂）都没有在大学里接受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外行们的“野路子”胜过内行们的“正路子”，出乎意料又在意中。因为他们是外行，所以他们不知道，自然也就不理会许多“行规”和“权威”。他们带着一种内行人不可能有的轻松自如的姿态，以独有的直截了当的方式找到问题的症结。他们与其说是“外行”,不如说是从千里之外来与真正的问题相会的有缘人，而许许多多自认为是内行的人与其说是内行，不如说是与真正的问题见面不相逢的无缘之人。这些被视为外行的人从某个无人地带出发，从一开始就把那些被老问题所纠缠，陷在一些琐屑无聊的争论中的内行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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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传播学和媒介理论研究的“宗师”麦克卢汉本来是一位在大学里教英美文学的教授，研究媒介理论完全是出于他的个人兴趣。他的思路和表述方式都是不合常规的，因此有人把他的学术活动称为“学术暴乱”。他提出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主张都是直觉式的、隐喻式的，甚至是独断性的。喜欢这种风格的人要么觉得不知所云，要么觉得它漏洞百出。要理解他，只能靠“缘份”和“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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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创造性的人所缺乏的往往是庸人们特别看重的“严谨”，而最平庸、最陈腐的思想往往正好是最“严谨”的思想。这令人想起中国古代一则笑话。一位秀才作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月光一片照姑苏”。秀才把这首诗呈给平时爱跟文人打交道的县官，没想到县官看后连说：“不妥”。县官理由很充分：月光怎么只照姑苏这个小小的地方呢？于是他将朱笔一挥，把这句诗改成：“月光一片照姑苏及其他各地。”由此来看，秀才并不只是在遇见兵的时候才感到有理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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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学说的得失沉浮与这位秀才的遭遇有几分类似。他的理论在六七十年代影响甚大，但随着所谓“传播学”的不断发达，对他的批评与时俱增。在初识麦克卢汉之后，我随便翻阅几本传播学的书，发现几乎每一本都要专辟一个小节来攻击麦克卢汉。其持论之偏狭，文气之琐屑，一点不让那位思想严谨的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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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我曾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有些人可以成为他们时代的领头人，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是走在他们时代之前的人，而麦克卢汉就是属于这极少数人当中的一个。”麦氏在1980年最后一天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个人电脑正式诞生了，10年后，Internet的热潮开始冲击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人们发现，电脑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从各个方面印证着被认为已经过时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于是麦克卢汉的声誉再度雀起。网上有关麦氏的方面在数量上竟然超过了有关尼葛洛庞蒂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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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本书在论点和表述上明显地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如果我没有补麦克卢汉这一课，我在写这本书时将不知道如何开头和如何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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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书第二个是乔治·吉尔德，这也是一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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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当时基辛格还在哈佛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吉尔德有幸在基辛格的亲自指导下学习。毕业后，他任教于肯尼迪政治学院。后来他又转入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在里根和布什当政时期，他一直担任美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的两本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企业的精神》和《财富与贫困》都是立论精当而兼文采斐然的经济学著作。据统计，他是里根总统的文章和演讲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学者。1986年，他被授予“白宫奖”（White Hous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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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吉尔德的旺盛的精力和超常的大脑决定了他决不会满足于成为单个领域的专家。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10本书，其中还有两本是文学作品。他是《华尔街杂志》、《经济学家》的老作者，同时他的一些短小、隽永的文章经常出现于《读者文摘》上。他是Forbes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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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他转入对电脑文化、网络经济学、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三本在美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书——《电视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1989）、《微观宇宙》（Microcosm，1994）和《遥观宇宙》（Telecosm，1996），成为美国最有权威的未来学家之一。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吉尔德的观点总是强烈地触动我，哪怕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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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前，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乔治·吉尔德的《企业的精神》几年前已被翻译成中文（中文书名为《企业之魂》）。这位朋友说，他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读完这本书的。他感叹一本经济学著作竟然能让他如此激动。与吉尔德的书相比，国内的一些由陈言、空话连缀起来，以一些简单之极又故作高深的公式、图表点缀其间的经济学书籍，更显得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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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引用的吉尔德的一些文字中，读者可以稍稍感受到吉尔德的思想和文风。国内关心电脑文化、网络经济学、网络社会学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至今没有看到评价吉尔德的这方面的文字。我像逃命似地写完了这要书，从此以后将不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还是要忍不住说一句，如果我人不好好地读一读吉尔德这本三书，谈电脑文化也将以摆脱用陈言和空话连缀起来，并以一些技术细节来掩盖思想贫乏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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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麦克卢汉和吉尔德不同，尼葛洛庞蒂在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至少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都买过《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今年4月的一天，尼葛洛庞蒂在瀛海威公司的多功能厅发表演讲，我有幸成为听众之一。但我明显地感到，演讲者和听讲者双方都感到有些失望。尼氏本人像一个唱歌跑了调的天王巨星，而听从的反应（尤其是听众提的一些问题）又令他颇有些尴尬。尼氏说到底是一位对社会文化问题不大感兴趣的技术精英（尼氏本人自小就有阅读障碍，所以技术以外的书他读得很少）。他的观点简洁、清晰得显得单调，但他不乏机智，也不乏广告和宣传的才能。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者和领导者，他无可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他堪称一位英雄。但作为《数字化生存》的作者，他只能算是大众传媒的一位令人称羡的受益者。《数字化生存》价值在于，它能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电脑行业的一些技术掌故和有关电脑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常识。本书在谈及这方面的内容时多次引用了尼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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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三个之外，还有两个人的观点了我很大的启发。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对电脑都所知甚少。他们——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和旅居法国的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思想家型的作家。卡尔维诺谈到了电脑，昆德拉则对电脑未置一词（就他已出版的著作来看），但这并不重要。真正的思想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常常在置身局外的情况下无意间说出让局内人暗中惊异的话。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中的第一篇《轻逸》是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文章通过对希腊神话中柏修斯杀死魔女杜萨的故事的分析，把轻与重、原子与比特、（羽毛的）轻逸与（鸟的）飞翔之间的关系阐发得淋漓尽致。而昆德拉的新作《慢》（1995以法文出版，1996年英文版问世。感谢董玥女士以最快的速度从美国给我寄来了这本《慢》。）则在他从前对轻与重的关系的思考的基础上，生动地阐释快与慢、遗忘与记忆、匆忙与闲适的关系。本书第四部分的内容是在他们两人的观点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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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技术细节）的理解上，美国著名的电脑文化评论家彼德·雷登和一位名叫梯姆·格威的网络高手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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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点忘了提到两位对我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思想家。我在书中一再提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文风是最让我感到亲近的。他们就是爱默生和梭罗。从大学时代起，我就对他们的著作情有独钟。读爱默生的书的时候，我常常禁不住将其中的某些段落翻译出来，我把翻译当作是凝视他的思想并进而投身到他的思想中的一种方式。四年前出版的那本爱默生作品的小集子（《自然沉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我唯一有勇气回头丙看的翻译文字（有些段落我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当我谈到个人化媒介（个人电脑）与大众（以电视为代表），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常常想到爱默生和梭罗。我感到惭愧的是，我竟然在这样一本不成样子的书中经常提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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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写的文章和书我看得很少，一是这方面的资料本身就是很少（市面上电脑方面的书目几乎全是关于电脑技术的），二是时间太紧，来不及搜集（通过电脑来搜集毕竟太方便了）。在书中的几个地方，我引用了汪成为、祁颂平夫妇写的《灵魂漫话——虚拟现实演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一些内容，以及陈幼松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电脑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微处理器改变世界》），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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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生存》的后记中，尼葛洛庞蒂提到了一连串的名字，据说这些人为他指出过书的初稿中的“一些错误”。这使我不禁怵然。虽然我使用电脑的时间不短，但在电脑技术方面仍是一个门外汉。在技术上高深如尼葛洛庞蒂的书中还有“一些错误”，那么门外汉在谈电脑时错误将会是多少？感谢郭良先生在很多技术细节上给我的指教，不然本书的技术性错误无疑会多出许多。对于那些注定是铁案如山的错误，肯请读者原谅和指正（自从卖文为生以来，这句话我重复了多少次，毫无疑问，这一次说句话我是最服贴、最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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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要请读者原谅的是这本小书在文字风格甚至在观点上的联贯之处。它是在十分匆忙的情况下写成的，而且还是在种种限制和嘈杂下重写而成的，初写和重写的时候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像一个对我该演何种角色一无所知而被强推上舞台的演员，前面是黑压压的观众，后面是尽力克制着怒火的导演，我像一个怪影在舞台上晃动。对于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东西，你是很难确切地指出它的纰漏和谬误之处何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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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这堆文字当中有某个地方实在偶然地让读者感兴趣，我免不了既诧异又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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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 参考文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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