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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读者们对海外新闻相当热衷，怎么读也读不够—内容越是关于遥远的异国他邦，读者就越是喜欢。有史以来，报纸第一次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开启了全球覆盖的时代，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的全球覆盖：在区区一版之中，包罗来自全世界的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能够跟上世界时务，成为全球一体化的一员，是一种非凡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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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销量也大大提高。“对于媒体来说，电报机这项发明的价值无可限量，”一位记者宣称。“你可以在世殊时异之前拿到第一手新闻。这条新闻摆在读者面前，就像是刚从烤架上取下来的热腾腾的烤牛排，而不会因为从远处的厨房慢慢送来而变得又冷又无味。一场战役在三千英里之外发生，伤员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详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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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海外新闻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 1858 年大西洋电报第一次接通之时，成功传送的少数几条电报中，就包括路透社从欧洲发来的时政新闻。“请给纽约发来点新闻吧，人们都急疯了！”这一请求从纽芬兰一路传来。于是，1858 年 8 月 27 日，新闻头条如下：“法国皇帝移驾巴黎。普鲁士国王病重，出访维多利亚女王未能成行。中国问题达成和解。瓜廖尔叛党溃不成军。印度全境趋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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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则新闻表明，大约一年之前爆发的印度哗变—一场抵抗英国统治的叛乱，已经被成功镇压。然而，英军驻加拿大新斯科舍的指挥官特洛普洛上将，在大约几周之前收到了来自伦敦高层的命令，要求他将两个团的士兵派回国内，以便到印度进行支援。我们并不知道特洛普洛有没有看到路透社的新闻，这条新闻明确表明，没有必要再向印度增兵。一条撤回派兵的命令被迅速从伦敦发往特洛普洛，正是通过第一条大西洋电报，如此给英国政府一举节省了 5 万英镑—远高于在大西洋电报上的投资。这是发送到北美的最后几条信息之一，那条倒霉电缆第二天就彻底停止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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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电报早几天就坏掉了怎么办？如果事先知晓了路透社的报道，特洛普洛就会知道无须向印度派兵，虽然毋庸置疑，他还是会无论如何都依照命令调遣部队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海外新闻将会对军事和外交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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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国际电报网的存在就意味着，某些过去可以放心发布在报纸上的信息，一下子变得高度敏感了，因为可能直接被电报发到敌军手里。多年以来，英国人都习惯在战船出发的时候就进行报道；毕竟，新闻也不会跑得比这些船更快。但是国际电报出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国发布的信息，海外很快就能知晓。对于政府和新闻机构来说，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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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 年 3 月，英法对俄宣战，英国战事部按照惯例，公布了向克里米亚半岛派兵的详细数量和兵种。《泰晤士报》又对此进行了如实报道，为读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信息，以此来变现人们的战争热情。以往，军队都会先于新闻抵达战场。但是通过横贯欧洲直抵圣彼得堡的电报线路，从《泰晤士报》上得知的英军部署，每天都会被电报发送到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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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无能更加剧了事态；一些官员很快就意识到了，披露过多信息相当危险，但是还有些人坚持：在报纸上坦率直言有利于鼓舞士气，而且能显示出政府对于公众的战争热情有所回应。无可避免，政府和《泰晤士报》很快就产生了分歧。英军总司令辛普森上将抱怨道，“我们的间谍会送回来各种各样的报告，但敌军在情报上一分钱都不用花。他只要每天花 5 便士买一张伦敦报纸，就事事都了如指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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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第一场政府在发布消息时要考虑电报因素的战争，在发挥电报的战略作用方面，克里米亚战争也是第一次。起初，电报只能发送到提花马赛布，然后通过汽船转发到克里米亚，全程共需 3 周时间。与其坐等私人电报公司介入，英国和法国政府决定自食其力，将电报网拓展到克里米亚。电报线从奥地利电报网的最远端布加勒斯特，延伸到黑海边缘的瓦尔那，然后一家英国公司受雇向克里米亚半岛铺设了一条 340 英里长的海底电缆。有史以来，法国和英国政府第一次实现了与远方战场上的指挥官直接对话。这对辛普森上将来说更是噩耗，他被伦敦那些无能上级的各种琐碎要求搞得烦躁不已，据说他有一次抱怨说“该死的电报把事情都弄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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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更适合做出战略决策呢：是战场上的将军还是他身在千里之外的上级？历史学家 A.K.金莱克在他的著作《克里米亚战争史》中如此评价电报：一项“新奇而危险的魔术”，被那些远离战事又喜欢指手画脚的官员玩弄于股掌之中。“我们的政府没有滥用电报，”他写道，“但是，暴露于来自巴黎的直接指挥之下，法国士兵不得不学着在这种情况下打仗了：电线的一边是路易·拿破仑，另一边则是康罗贝尔这样的指挥官，唠唠叨叨，关键时刻也拿不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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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报被用来从前线发回战报时，战场上的混乱被揭露了出来，形势进一步复杂。尽管英国公众情绪上支持军事行动，但是对于政府组织不善的批评也广为流传，主要是在《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威廉姆·哈罗德·罗素从前线发回的通讯中提出的。他记述了战士被错误地派往前线或者没有得到充分装备，强调了医疗资源的缺乏（弗朗西斯·南丁格尔的慈善救援活动，正是因此在公众的呼吁之下，得到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泰晤士报》的前线记者不被允许使用黑海电报线。于是，通讯稿被汽船送到瓦尔那或者君士坦丁堡，然后再电报发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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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消除了前线士兵与祖国读者之间的距离，消除了政府官员与战争指挥官之间的距离。更为不便的是，它还消除了敌对国首都之间的距离。突然间，整个世界似乎缩小了—这一点对于外交官来说尤其难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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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们往往喜欢从容不迫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字斟句酌的回应，但是电报的出现意味着可以作出即时反应—“而我不认为在外交活动中适合如此行事，”埃德蒙·哈蒙德，一位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英国外交官，向同僚警示道。他担心，外交官可能沦为回应“有欠考量的即兴观点”。查尔斯·梅扎德，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甚至提出 1870 到 1871 年的普法战争，就是因外交官过于仓促地回应电报而引发的。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报纸一旦嗅到消息，就会要求政府作出公开声明，外国政府很快就能通过媒体得知具体内容，完全绕开了传统的外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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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在外交中积极地利用电报。他们最终也这样做了，尽管很不情愿。1859 年，英国外交部还只是电报公司的普通客户之一，仅在营业时间使用电报；而到了 1870 年，外交部和殖民部都安装了专线。有些官员为了能及时掌握外界的一举一动，在他们伦敦的府邸和乡村别墅也都安装了线路。结果就是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伦敦；而那些驻扎遥远国家的官员则发现，以前因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保有的独立权限，已经被电报逐渐削弱了，这项新技术是个诅咒。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荷瑞斯·朗波尔德爵士，曾经痛惜道：“电报导致了过去那些单枪匹马的斗士们士气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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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在调遣部队方面的运用并不少于用于化解外交危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被广泛应用，两方的士兵在行进中总共架起了 15000 英里的线路，而且通过窃听和密码开展了尔虞我诈的较量。与之相似，电报在欧洲也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价值，普鲁士就是利用电报协调发动了钳形攻势，为在格拉兹战役中击败法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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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还是有很多人坚信电报有缔造和平的潜力。1894 年，约翰·彭德爵士—英国大东电报局（也就是过去的古塔胶公司）董事长，曾说过电报“避免了外交破裂和随后的战争，在促进和平与幸福中有所作为……报复和不满的情绪没有时间滋长就被化解了。电报将引发战争的误解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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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也有那么点道理。但有时所谓的误解是人们有意为之。1898 年的法绍达冲突中，英法两国在苏丹陷入僵局，随着事件的进展，情报展示出了新的实力—假情报也一样。法军主帅让-巴蒂斯特·马钱德少校，正带兵横穿非洲，意图在大西洋到红海之间的土地上主张权利；而一支由基齐纳勋爵带领的英国远征军，正打算在整个东非建立控制权，从开罗直到好望角。无可避免，两支军队在苏丹的法绍达村庄狭路相逢了。与其承担主力军队开战的风险，基齐纳和马钱德决定，最好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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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马钱德，基齐纳有一个关键性优势，那就是英国控制的埃及电报系统。他及时地将最新形势向伦敦做了汇报，先通过埃及铁路电报，再走海底电缆。紧接着，又发了一封介绍详细情况的报告，他指出：马钱德的军队虽然数量上与我军相当，但是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而且水源储备也很快就要耗尽了—以上说法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是，马钱德与他在巴黎的上级对话的唯一方式，就是派一名信使走陆路到大西洋海岸，然后再换乘轮船—前后共需 9 个月之久。所以，直到英国驻巴黎大使向法国外交大臣宣读了基齐纳的报告，法国政府才第一次听说这一事件。急于从马钱德处了解情况，法国政府请求使用英国控制的电报线路与法绍达联络。英国政府拒绝了，但是提供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如果马钱德将信使派往开罗，此人可以使用当地的电报设施。在马钱德的代表赶赴开罗的一个月时间里，法国人只有基齐纳传回的信息可供参考，最终做出了退让一步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电报确实防止了流血事件的发生，但却是通过带有误导的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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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 世纪末，依旧到处弥漫着对于电报缔造和平的乐观态度，尽管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能够支持。“如果人们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尤其是国家领导者和政治家之间，”英国电学和电报学专家查尔斯·布莱特，1898 年在他的著作《海底电报》中写道，“通过使用电报，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了一种开展外交关系的全新而且大大改善了的方式。一国政府能够灵活而迅速地了解到另一国的‘想法’—或者至少是公开宣称的‘想法’，在过去几十年中，这往往是避免外交破裂和回避战争的主要途径。乍一看，现实之中事与愿违，而且也可以预见；但从全局来说，事实和经验明确地告诉我们，太平洋电报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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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全球各地的报纸读者在共同追踪重大事件时，往往还会产生一种分享体验的感觉，因而，乐观主义进一步蔓延。一个例子就是，1881 年，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遇刺，在经历了两个月的痛苦煎熬之后，最终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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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美国人》在当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电报的道德影响力”进行评估，因为正是电报，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及时了解加菲尔德总统的最新状况。文章将此解释为“人性同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明证，”文章还说，“电报键的跳动将人道主义的情怀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人类共通的脉搏。我们刚刚见证了，整个文明世界如同家人一般围绕在病床周围，随着电报的信号穿越大陆和海洋，时而因病情好转而共同希冀，时而因情况恶化而共同担忧。”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奇观壮举；以往不可能达到如此盛大的规模，这象征了，科学已经将人类的思想交织融合了起来，激发了人与人之间亲缘相连的归属之感，而且不只是偶然迸发出来的一时情绪，而是旷日持久、压倒一切的持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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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夸张的言辞可以看出，在经历了共同体验的激动之后，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和平抱有多么乐观的态度。一位作家在 1878 年写道，电报“让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凝聚。人道与博爱的精神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升华。世界人民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快速发布的新闻被认为可以促进和平、诚实以及相互理解。为了更加理解你的同胞，报道再多外国新闻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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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真的是越多越好吗？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知道遥远的外国发生了什么。就因为把一些毫不相干的海外新闻排在了重要的本地事务之前，《阿尔皮纳之声》—一家密歇根的小报社，切断了电报服务以示抗议。据当时的记载，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电报公司发来了有关上海洪水、加尔各答屠杀、孟买水手群殴、西伯利亚严霜、马达加斯加传道士宴会、婆罗洲袋鼠皮价格的详细记载，还有一大堆小海岛上发生的奇闻趣事—但是没有一个字提到马斯基根大火。”一个新难题的种子已经播撒下了，那就是信息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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