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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人工智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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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乌托邦故事虽是一篇科幻小说，却清晰地描述了人们对未来世界中的经济阶层形成和失业率等问题的真实恐惧。郝景芳是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博士，她的日常工作是在政府智库中开展经济学研究，包括调查人工智能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深深地对未来感到忧虑。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四波浪潮席卷了全球经济，它们有潜力撬开更大的贫富差距，引起大范围的技术性失业。正如郝景芳在故事中的生动刻画，未来由技术导致的财富与阶层上的悬殊可能演变为更深刻的裂痕：撕裂社会结构、挑战我们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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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北京折叠》的作者、科幻作家郝景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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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于商业来说是一个异常强大的工具。经济学家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财富。很多收益来自自动化取代大量人工的工作。由此引发的裁员对所有劳动者都一视同仁，给高学历白领职工和许多体力劳动者带来同样的巨大打击。当人类与运算能力超过人脑的机器竞争时，大学本科甚至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生学位都不再是工作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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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引起直接失业，人工智能还会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通过赋予机器人看、听、拿、操作、移动的能力，人工智能会彻底改革制造业，迫使发展中国家那些雇用了大量低薪工人的工厂破产，切断底层人民改善生活的路径，剥夺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国、韩国、新加坡的脱贫致富之路曾经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大量的年轻工人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优势，但在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的未来，却会变成拖累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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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发达国家，人工智能依然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天然趋向于垄断，会在压低价格的同时消除公司间的竞争。最终，小型企业会被迫关门，人工智能时代的行业主宰会获得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利润，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我看来，如果不加以管制，人工智能对于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就是火上浇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被机器取代，科学家扪心自问：在智能机器时代，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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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未来 [:170051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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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乐观主义者和“勒德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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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强人工智能有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预测一样，关于失业与不平等危机的预测也有两种意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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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对于技术性失业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此阵营人士否定因“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而产生的可怕的失业预测。该词来源于勒德派（the Luddites）——一批19世纪的英国纺织工。他们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摧毁了他们的生计，于是砸毁了纺织机表示抗议。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英国工业化依然全速前进，工作岗位数量和生活质量都稳定大幅提高。勒德派未能成功阻止自己的手艺被自动化取代，他们的子孙后代却因此生活得更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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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可以提升人类的生产力，降低商品及服务的价格。价格降低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增强，会购买更多商品及服务。这样的结果最终会增加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岗位。确实，技术转变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一些工作被取代。但就像以前成千上万的农民转变成工厂工人一样，现在这些下岗工人也可以转型成瑜伽老师和软件工程师。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从未真正引起工作岗位的减少或失业率的上升。工业世界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就业市场相对稳定，这是最简单优雅的解释。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自由市场的力量都能够解决因生产力提升而出现的各种问题。那些在未来将通过人工智能赚取巨额利润的公司，利用以上历史来否定未来人工智能会引起失业的说法。他们指出，成千上万的发明，如轧棉机、电灯泡、汽车、摄像机和手机，都没有引起过大范围失业，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也不会。人工智能会大幅提高生产力，推动工作岗位稳健增长并提升人类福利，所以有什么好忧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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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乐观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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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所有发明看作数据点并分配同样的权重，技术乐观主义者完全可以将这些数据作为乐观的理由。但发明不是生来平等。有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打字机），有的发明消除了对特定劳动的需求（计算器），还有一些发明瓦解了整个行业（轧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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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更大的技术变革会影响到许多行业，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组织甚至社会结构。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或称GPTs（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 ）(8) 中，将GPTs描述为“真正重要”的技术，可能“中断和加速正常经济发展进程”。只看GPTs的话，可用于评估技术变革和失业数据点的数量就大幅减少。经济史学家关于到底哪些现代发明可以称为GPTs有着许多模棱两可的观点（如铁路和内燃机是否可以算作GPTs），但三种技术获得了广泛支持：蒸汽机、电力和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概括来说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些颠覆性技术的影响延伸到经济的许多角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只看GPTs时，三个数据点不足以提取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原理。我们应该查找历史记录，从中发现这些突破性创新是如何分别影响了工作和薪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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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脱节”：生产力持续提升，但薪资和就业却持平或下降。此图为美国的数据，但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指标也是世界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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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进，不同工作类型的就业人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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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和电气化分别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两项GPTs都推动了现代工厂制度的创建，颠覆了传统生产模式。总的来说，这种生产模式变化主要是去技能化。这些工厂以前需要高水平技工来完成任务（例如手工纺织品）。现在，这些任务被分解成一个个简单得多的小任务，低水平技工就能完成（操作蒸汽驱动的动力织布机）。在这个过程中，产量大大增加，价格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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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业率来说，这些早期GPTs实现了流程创新，例如装配线让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亿计的农民转行，在新的工业经济中发挥了生产作用。虽然它们确实取代了相对少量的熟练手工艺人（他们中有部分人成为勒德派），但它们也让更多的低水平技工可以从事机器引导的重复工作，提高了生产力。同时，经济蛋糕做大，整体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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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新的GPT——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如何呢？到目前为止，其对就业市场和财富分配不均的影响还不能说是完全明确。正如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过去30年中，美国工人生产力稳步增长，但收入中位数和就业率增长陷入停滞。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将此过程称为“大脱节”(9) 。在生产力、工资和工作岗位经过了数十年几乎同步的增长后，这一曾经紧密的联系开始松动。在生产力继续提高的同时，工资和工作岗位停滞不前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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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加快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分层。1980年到2016年，随着ICT的收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前1%的人手中，美国的精英群体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近乎翻倍(10) 。到2017年，站在美国金字塔尖1%的人拥有的财富几乎是下层90%的人拥有的总财富的两倍(11) 。而普通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在30年中保持不变，最贫穷的美国人的工资还降低了(12) 。美国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水平停滞不前，ICT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全球化、工会衰落和外包都是相关因素，但有一个特点很明显：ICT不同于蒸汽机和电气化，它“偏重技能”（skill-bias），通过打破信息传播障碍，增强了世界顶尖知识工作者的力量，而将中间许多人的经济作用缩减了一半。所以，有一件事越来越明确：没人能保证提高了生产力的GPTs还能为工人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或更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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