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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ssimo Federico et al., “Follicular Lymphoma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2: A New Prognostic Index for Follicular Lymphoma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ollicular Lymphoma Prognostic Factor Project”,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7, no. 27 (2009-09)
:4555—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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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未来 08 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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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接受化疗时,有一位连续创业的老朋友来拜访,给我讲述了最近创业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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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朋友成功创办并卖掉过几家消费领域的科技公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为科技创业公司常常忽略的人群开发适合他们的产品。朋友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到了日常生活需要更多协助的年龄,所以他决定开发能够方便老年人生活的产品——一款放置在老年人床边的触摸显示屏。通过这块大屏幕,老人可以使用一些简单实用的应用程序来获得线上或线下服务,如订餐、看电视剧、和医生通电话等。老年人难以驾驭复杂的互联网产品,也很难准确点击智能手机的小按钮。而这款产品将一切尽可能简化,所有的应用程序仅需点击几下即可使用,屏幕边缘还有一个可以直接呼叫客服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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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一款非常棒的产品:子女成年后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年迈的父母,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一块触摸显示屏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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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产品测试版投入市场后,一个意外的问题出现了:在所有功能和应用中,使用最多的不是食品配送、电视控制或医疗服务,而是“按键呼叫客服”。于是,公司客服代表接到了大量老人来电。这究竟是为什么?是设备不够简单易用,还是老人连按一下屏幕都有困难?都不是。根据客服代表的反馈,老人们呼叫客服并不是因为有操作困难,而是因为感觉孤单,想有人陪着说话。许多老人的子女都会尽力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如吃饭穿衣、看病抓药、日常娱乐等。但是老年人最大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却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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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几年前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建议很可能是用科技手段解决,例如提供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给老年人群。但自从患病后,我开始思考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与生命意义的危机问题。这时,答案明显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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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触摸显示屏老年用户渴望与真人交流的需求里,我看到了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存的可能。没错,智能机器将越来越擅长人类目前的工作,也能逐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影响行业发展并逐渐取代人力劳作。但是,爱是我们与智能机器最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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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了多大进步,我们依然没办法创造出可感受情绪的人工智能机器。例如,机器能体会到投入一生时间后终于击败世界冠军的那一刻狂喜吗?AlphaGo确实击败了世界冠军,但它体验不到成功的喜悦,更不会因此激动得想拥抱它爱的人。与科幻电影《她》描绘的不同,人工智能还是没有爱或被爱的能力与渴望。该片的女主角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或许能让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具备爱的能力,但我们有这种感受的原因也很好理解——斯嘉丽是人类,她在电影中用她对爱的理解打动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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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先告诉一台机器将被永远关机(终结生命),然后又告诉它计划有变,它可以继续“存活”下去,这台智能机器会因此改变它的“人生观”,或发誓花更多的时间去陪它的机器伙伴们吗?我相信,它不会变得感性,也不会发现爱人或服务他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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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未来社会的希望,是人类在心灵成长、共情与爱这些方面独一无二的能力。我们必须在人工智能和人类特有的感情之间建立新的协同,并利用人工智能必将带来的高效生产力,让社会变得有爱、有人情味。这样,人类在未来才可以同时享有经济繁荣与精神富足。虽然前进的路上会有坎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这个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我相信人类不仅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存活下去,我们更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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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考验与新的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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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依然严峻。如第6章所述,在未来15年内美国会有40%到50%的工作岗位在技术上可被取代。“技术上可被取代”并不意味着所有岗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如果不加以调控,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受到上述影响的时间早晚,以及失业率更高或更低。但整体趋势是一样的——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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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乐观主义者也许会回顾历史,引用工业革命和19世纪纺织工业的大变革作为“证据”,来说明顺其自然总会有最好的结果。但这个论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无论是规模、速度还是对技术的偏向,都表明我们面临着全新且史无前例的挑战。即使失业状况没有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还是会继续大幅拉开互联网时代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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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工资停滞不前与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社会不稳定。随着人工智能在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层次应用,这个趋势将会速度更快、涉及的范围更广。历史上,就业市场最终能依靠市场的力量找回平衡,但是这一次人工智能来得太凶猛,我们必须面对失业和贫富差距加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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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这些挑战,不能只做被动反应,必须主动利用人工智能创造的物质财富(2030年可能达到15.7万亿美元——普华永道数据),重构经济体系,重写社会契约。我从患病经历中得到的思考非常个人化,但我相信,这些思考也能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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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社会需要经济变革,也需要文化变革。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工业经济社会后,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份)来自有成就感的带薪工作。没了这一点,人与社会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就将断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摆脱旧的思维模式,不再将工作与生活等同,也不再将人类视为优化生产力算法中的变量。我们应该构建新的文化,要比以往更加珍视人类的爱、共情和服务他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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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经济或社会政策可以“强迫”人的内心发生改变。但不同的政策可以对不同的行为进行激励,推动文化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选择认可纯粹的技术统治论(即将我们每个人视为一系列待满足的经济和物质需求),并且只给每个人提供足够安家和果腹的资金。事实上,这种仅仅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分配模式越来越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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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这种政策是贬低人性的做法,也错过了绝好的机会——利用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财富来宣扬我们的人性。做到这点需要重写基本的社会契约,重建经济激励机制,激励造福社会的行为;需要全方位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该方法依赖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投入,不断探索、大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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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如何建立适应人工智能的经济体制,最受欢迎的政策建议多数来自硅谷。迄今为止,中国大多数科技精英还没有提及人工智能对就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精英与美国的技术乐观派经济学家想法一致,他们认为长远来看技术总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带领所有人步入繁荣的未来社会。我理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人目睹了科技进步带领所有人走向了共同富裕,并使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现在的创新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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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这种想法过于乐观。无论在中国或美国,人们都应该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就业市场即将面临重大挑战。企业家、科学家和决策者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挑战,要开始为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奠定基础。但中国与美国不同的一点是,近40年来的经济大发展强化了一种心态:人们不愿讨论中国的“人工智能就业危机”,更不用说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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