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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享经济中既定的角色之外，还会出现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全新服务类工作。人工智能在解放我们时间的同时，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和普通人都能利用这些平台，创造新形态的工作。例如人们可能会雇用“换季师”，每次换季帮助自己整理衣柜，并让衣柜散发当季的花香。再比如重视环保的家庭会雇用“家庭可持续发展顾问”，探索创造性和有趣的方法，减少家庭生活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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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依然担心仅靠自由市场的运作，不能完全扭转大规模失业以及即将出现的大幅扩大的贫富差距。民营企业已经创造了大量的以人为中心的服务岗位，只不过报酬不高。经济激励、公共政策和文化秉性导致如今许多有人情味的工作通常缺乏职业保障或基本的尊严。比如，健康护理和私人护理是美国成长最快的两个职业(8) ，到2026年，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预计这两个行业将增加12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这些职业的年均收入仅有20000美元出头。(9) 其他可以展现爱心的工作，如全职育儿、照顾老人或残疾人并未被视为“工作”，也没有正式的固定报酬。而这些服务，正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应该鼓励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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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鼓励和激励这些服务发展，我们不能只靠民营企业市场的人机协作机制，还必须通过服务业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和政策，推动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转变，为这些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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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的信与影响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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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握5.7万亿美元的人讲话时，全球商界都会认真倾听。因此当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创始人劳伦斯·芬克（Laurence D. Fink）致信全球CEO，希望他们更多关注社会影响时，在全球各地的企业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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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许多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未来，无论是在退休、基础设施的修建还是在自动化、再培训等方面。因此，社会逐渐靠向民营企业，并要求企业去应对更多的社会挑战……上市以及未上市的企业都需要做出社会贡献……企业必须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其中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员工所在的社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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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的信发布于2018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几天。我参加了该论坛，看到与会CEO们焦虑地讨论着这封信。这是一位在众多大公司里都拥有控制权和影响力的人发出的严厉警告。许多人公开表示赞同芬克的信，但私下里却认为呼吁重视更广泛的社会福祉，有违企业经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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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看，他们并没有错：上市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因为要对公司股东负责，需要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冷冰冰“向钱看”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盲目追求利润而将社会影响抛诸脑后，不仅在道德方面存在争议，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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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在信中多次提到了自动化和就业再培训。作为涉足整个全球经济的资产管理者，他认为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自由市场不能彻底解决。相反，我们必须重新构思、重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CSR）、影响力投资以及公益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过去，企业只有在时间、金钱都有富余时才会做这些事。企业家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既然有钱了，就投资些房地产企业或初创公司，所谓社会责任感，就是捐些钱给留守儿童，还可以发发新闻稿，好好宣传一下。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以更认真的态度来参与这些活动，同时也要拓展我们对这些活动的定义。国际大企业之前做的社会责任感项目都是传统慈善，例如环保和扶贫。如果想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冲击，则需要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为失业者创造大量的服务性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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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险投资人，我认为有种新形式的“影响力投资”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我希望未来能出现这样一个风投生态体系：将创造“人性服务”岗位本身视为美好的事业，同时也投资相关的产业，将资金引入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以人为本的服务项目中，如产后护理哺乳顾问、青少年运动教练、口述历史收集人、国家公园向导或者老年人陪聊等。这类岗位对社会、对个人都是有意义的，许多岗位还可以产生经济价值和营收。但投资这些创造岗位的公司不会像投资独角兽科技公司那样，可以获得100倍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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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需要参与其中的风险投资人转变心态。传统风投信奉高风险、高回报，他们在投资十家创业公司时，心里已经明白其中的九家会倒闭。但是成功的那家一旦市值飙升，他们的回报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此高回报的基础是独特的“互联网经济学”：数字产品可在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状态下无限扩张，这意味着最成功的公司获得的收益可以达到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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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导向的影响力投资则不同。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岗位，对应的回报是线性增长的。这是因为人力驱动的服务行业，无法实现几何级数增长的回报。例如，创建主营护理业务的大公司，是无法数字化复制服务并扩张至全球的，这类业务必须由每个工作者一项一项去完成。传统风投不会对这类线性回报的公司感兴趣，但在建立人工智能经济体系时，这些公司将成为中流砥柱。它们不仅能创造新岗位，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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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投资生态体系可以由资历更老的、希望改变世界的风投高管引领，带动年轻的、希望做些“慈善”或“公益”工作的年轻风险投资人共同参与进来。他们有选择优秀创业者和创业公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将这种直觉用在线性回报的服务类公司上。他们的资金可能来自希望创造更多新就业岗位的政府，以及希望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这些参与者会一同创造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更专注于新岗位创造而不是简单地做慈善，更关注影响力而不是单纯地考量投入和回报。如果来自各行各业的、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联合起来，我相信，我们能够编织一张新的就业“安全网”，建立起充满关怀和人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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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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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市场的力量有多强大，企业家的初衷有多美好，还是会有许多人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只要看看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以及那些极端贫困的地区，就该认识到想要给每个人的生活以保障，光凭市场和道德力量的驱动是不够的。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需要政府全力以赴。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写新的社会契约，需要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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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有些人认为这是UBI应该扮演的角色。面对工作岗位增长不足的问题，政府必须提供全面的经济保障，调拨资金以维持下岗人员的生存，也可以减轻科技精英们的压力。这种无条件的资金调拨与硅谷赖以生存的高度个人主义、互不相扰的自由主义非常契合。支持UBI的人会问，政府凭什么替民众安排时间？只要给他们钱，然后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这与科技精英们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观念符合硅谷科技精英观察社会的一贯角度：“用户”角度而不是“公民”角度，“顾客”角度而不是“社群”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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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并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人工智能精英与世隔绝，坐拥惊人的财富，用最少量的施舍来保证广大的失业人员不闹事。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创造出一个全员协同发展的制度，妥善运用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财富，建立更有人情味、更有爱心、更人性化的社会。这一想法的灵感始于台湾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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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机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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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我穿过宏伟的寺院去见星云法师，与他共进早餐。正当我努力登山时，一辆高尔夫球车停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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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司机说，“需要载你一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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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赶着赴约，我接受了邀请。这个司机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黑发中夹杂着几缕白发。他穿着牛仔裤和简单的长袖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橙色马甲。车子盘山而行，我呼吸着微冷的晨风，享受着宁静的山景。车子安静地行驶了几分钟，我开口打破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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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职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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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说，“我只是在工作之余来这里当志愿者。”我这才注意到他橙色马甲的左胸处缝了“志愿者”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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