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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津贴”：护理、服务和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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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把时间投入到让社会变得更有爱的工作中，我们也有义务利用人工智能时代富足的经济条件培养这些价值观，并鼓励这一类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与其启动UBI，不如试试我设想的“社会贡献津贴”（social investment stipend）：对于那些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慈善、使社会更有人情味和创造力的人（其中包括三大类活动：护理工作、社群服务和接受培训），政府可以付给他们一笔还算不错的报酬。这种津贴将成为新型社会契约的支柱。这种津贴不是为了取代基本的社会保障，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多做善事。但如果运转得当，会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有人情味。发放这种津贴的目的，是将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效益投入到创建更好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不是像UBI一样单纯领钱，来麻痹由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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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对于护理、服务和接受培训这三类工作的全职和兼职参与者，应给予不同的薪资。护理工作包括给孩子一对一的教育、陪伴老人、帮助患病的朋友或家人，或者帮助其他精神、身体有缺陷的人提升生活品质。将会有一大批人去从事这类工作，关怀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提供本章一开始提到的，我那个创业家朋友的冰冷大屏幕无法提供的服务：温暖的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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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作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界定，包括目前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工作，以及我在台湾看到的志愿者们做的事，如治理环境、主持课后活动、做公园导游、收集各个社区长者口述的历史等。这些项目的参与者将在指定的机构注册，服务一定的时间后才能领取“社会贡献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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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接受培训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包含专业工作技能的培训，也包含将爱好转变为职业的课程。政府会把大部分的补贴用在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领域。享受津贴的人可以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攻读机器学习的学位，也可以学习表演或数字化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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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规定要求领取“社会贡献津贴”的人从事这些工作，并不是要通过强制手段左右他们的日常活动。人类之美在于多样性，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技能、兴趣和爱好，我并不是主张通过严格的再分配控制扼杀掉这种多样性。为了获得津贴而做出一定的社会贡献，这样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而非UBI背后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事造福社会的工作可以获取津贴，也传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倾尽全社会之力，我们才获得了如此多的财富。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共同利用这些财富，帮扶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塑人情味和爱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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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每个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工作。懂得关心别人的人可以选择护理的工作；有雄心壮志的人可以参与其他行业的职业培训；有理想的人，可以选择大众服务类的工作。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经济引擎的时代，我希望能重视如护理、服务和人才培养之类的工作，为建立更人性化的社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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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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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社会贡献津贴”当然会引起新的问题和摩擦，例如津贴数额为多少合适？是否要依据绩效发放不同的津贴？如何保证“护理”工作完成得尽职尽责？哪些活动应计为“服务”工作？这些问题都很难解答，也没有标准答案。“社会贡献津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机构做大量的讨论、研究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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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政府为了维持公共服务、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已经建立了大规模公务员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社会贡献津贴”，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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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实施“社会贡献津贴”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对于财政状况不佳的国家而言是不切实际的。除非人工智能增加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能支持政府增加这样大的一笔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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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样大规模的财政收入还需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为了顺利度过这一时期，我建议循序渐进：不直接全方位地推行上述的“社会贡献津贴”方案，而先试着减轻工作流失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再逐步编写前文提到的新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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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增加政府对新生儿父母的补贴入手，让他们有资本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还是将孩子送去全天候的托儿所。如果父母选择自己在家教导孩子，一定时间后经过考核达到某个标准成绩的孩子，政府就可以提供给孩子父母津贴，津贴的额度可以参考托儿所的费用和托儿所教师的薪资。参加再就业培训，以及在家照顾年迈父母的人也可以享受到类似的政府补贴。这些简单的计划可以帮助我们迈出“社会贡献津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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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增加了更多的生产力，同时也更广泛地影响就业时，我们可以逐渐扩大补助的范围。当人工智能对社会形成全面冲击时，我们应该有能力集中资源和公众意志，实施类似上述“社会贡献津贴”的计划。我希望这不仅能减轻人工智能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痛苦，我还希望人们能开启新的生活模式，彰显我们的人性价值，让我们做机器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与身边的人分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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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周遭，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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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观点只是对抗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范围冲击的一支小小预防针。我们分析了目前已有的、可以帮助人们顺利过渡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解决方案——重新培训、减少工时、通过UBI重新分配收入。这些方案都有各自的作用，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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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民营企业能用富有创意的方法培养出高效的人机协作关系，引领新一拨影响力投资注入以人为本的服务工作，此外，政府可以通过“社会贡献津贴”鼓励发展护理、服务和接受培训行业以增加就业。这几个方案会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写社会契约，以鼓励造福社会的活动。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可能都有能力实施以上方案，但是人类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实现繁荣，需要来自各行各业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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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我想出这些方案的价值观深深根植于一段我的个人经历——诊断出患癌的经历，我的妻子、星云法师以及其他无私的人分享爱与智慧给我，帮助我迎来了人生蜕变。如果我从未有过如此可怕、最终又极具启发性的经历，我也许永远也不会意识到爱在人生中的核心地位，也可能不会建议打造充满关怀与人情味的世界，而是站在人工智能行业资深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待迫在眉睫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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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癌的经历还让我懂得欣赏普通人的平凡行为中隐藏的智慧，教会我细心观察普通人平凡生活中隐藏的智慧。我当了那么多年的“铁人”，在被迫卸下盔甲面对死亡时，才第一次懂得感恩我们周围那些慷慨分享爱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在国际上看到相同的发展。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或许在人工智能科技领域会引领全球，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创造人类未来的繁荣景象要靠吸取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的智慧和经验。所以，在我们展望未来的同时，切莫忘了环顾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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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th Fiegerman, “Google Founders Talk About Ending the 40-Hour Work Week”, Mashable, July 7, 2014, https://mashable.com/2014/07/07/google-founders-interview-khosla/#Lbd1N2l1z5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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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ven Greenhouse, “Work-Sharing May Help Companies Avoid Layoffs”, New York Time s, June 5,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6/16/business/ economy/16worksh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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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thleen Pender, “Oakland Group Plans to Launch Nation’s Biggest Basic-Income Research Projec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September 21, 2017, https://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networth/article/Oakland-group-plans-to-launch-nation-sbiggest-1221907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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