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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尼艾克的理论引发了很多新的思考。比如，激活一个“恶魔”的难度有多大？它们的活跃状态能维持多久？如果被激活的“恶魔”太少，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就会很迟钝。但如果被激活的“恶魔”太多，我们又会被错误的讯息搞得晕头转向。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而且我们所说的“理解力”本来就要靠大量的技能不断累积才能获得。你可能只需要一些孤立的“恶魔”就可以理解某一小段的故事，但要理解其他内容，可能就需要动用一些更大的程序，从你的海量回忆中搜寻能与接下来的故事情节相匹配的记忆片段，还有一些内容的理解可能取决于哪些智能体被各种微忆体激活了。你以为你在专注地讲述或聆听一个故事，实际上你的痴迷程度有多少是在被这些“恶魔”的预期操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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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170051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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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27.2 抑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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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永远不犯错误就太好了。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让大脑中永远都是绝对完美的正确思想，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过我们可以尽力去尝试在那些坏主意造成很大危害之前及早地识别出它们。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两种恰好相反的自我完善方式。一种是扩展我们的思路范围，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主意，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错误。另一种是我们试着去避免重复那些曾经犯下的错误。每个族群或团体都会逐渐形成一些限制和禁忌，以此告诫成员们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我们的思维也是如此，我们从记忆的累积中获取经验，以此来告诫自己哪些是不应该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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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怎样才能让一个智能体阻止我们重复做一些过去做过的错误或徒劳无功的事情呢？再理想化一些，这个智能体甚至可以让我们根本不会再想到那些不好的思路。但这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就像你去对一个人说：“不要想猴子！”他仍然会用某种方式去做这件事。要想知道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想象一个会导致某种错误的思维状态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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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止这个不当行为的发生，我们可以引入一个特殊的智能体，它能够识别出过去不当行为出现之前的思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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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器（suppressor-agent） 智能体会在你想到某个“坏主意”的时候出现，然后阻止你做出相应的不当行为，使你在想到一些替代措施之前保持冷静。如果一个抑制器可以说话，它一定会大叫：“不要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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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器的确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过去所犯的错误，但是它只能在我们确切地出现了不良思维状态之后，才把我们“拉回去”，这种方式的效率很低。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到那些错误的思路并加以阻止，就不用再出现那些不好的思维状态了。在下一节中我们就会讲到如何利用一种叫作审查员的智能体去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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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censor-agent） 智能体不需要等到一个坏主意形成后才有所行动，它们可以对不良思维形成之前的那个思维状态进行拦截。如果一个审查员可以说话，它可能会说：“想都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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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很久以前就提出了审查员的构想，但它们在当前的心理学中很少被提及。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审查员是我们得以学习事物和进行思考的基本条件。问题可能在于我们的审查员运行得太成功了，以致人们根本没有发现它们。因为对心理学家们来说，研究一个人做了什么，自然要比研究一个人没做什么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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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170051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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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27.3 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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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抑制器和审查员都要做些什么，我们不仅要考虑实际出现的思维状态，还要考虑其他具有细微差异的相似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思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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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器在一个行为将要形成之前通过调停对其进行阻止，但这很消耗时间，因为在找到可接受的替代措施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审查员则可以通过更早开始调停来避免这种时间浪费。与抑制器等到行为将要发生时才叫停的做法不同，审查员运行得更早，使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去选择替代方案。而且审查员仅仅是让我们的思维调转到一个可接受的方向上，而不像抑制器那样直接阻断思维的进程，所以完全不会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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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审查员显然要比抑制器更高效，但我们也要为这种效率付出一些代价。短时间内我们的思维退回去得越远，它们再向前推进的方向就越多，我们到达一个错误思维状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为了避免某个特定思维状态的出现，审查员还要提早学会识别这一状态之前所有可能的思维状态。因此，每个审查员可能都迫切需要一个庞大的记忆库。据我们了解，每个人都积累了数百万个审查记忆，用以避免无效或有害的思维模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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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思维及时地倒退更远，从而更早地扭转那些不当行为呢？这样的话拦截智能体就可以早早地选好正确的思维方向，事半功倍，我们也可以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不犯任何错误了。不幸的是，仅仅靠审查员是做不到这些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思维倒退而审查员的审查范围相应扩大，那么我们（为了避免思维在每个可能的错误方向上发生偏移）所需的抑制记忆也会呈指数级增长。所以要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仅知道可能会犯哪些错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积极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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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的思维做了什么要比它没做什么更容易被注意到，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内省的方式去感知这些发挥抑制作用的智能组都做了些什么。我认为这个现象已经严重地歪曲了我们心理学的很多概念，而一旦我们认识到审查员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消极识别器”的重要作用，就会发现思维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由它们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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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我们的审查员和抑制器自身也需要被抑制。比如我们要制订一个粗略的长期计划，就必须采用一种不拘小节的宏观思路，忽略掉一些琐碎的困难。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审查员挡在眼前，这么做就非常困难了，我们会由于找不到万无一失的策略而变得畏首畏尾，使自己的宏伟蓝图还没画好就被撕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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