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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审查员显然要比抑制器更高效，但我们也要为这种效率付出一些代价。短时间内我们的思维退回去得越远，它们再向前推进的方向就越多，我们到达一个错误思维状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为了避免某个特定思维状态的出现，审查员还要提早学会识别这一状态之前所有可能的思维状态。因此，每个审查员可能都迫切需要一个庞大的记忆库。据我们了解，每个人都积累了数百万个审查记忆，用以避免无效或有害的思维模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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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思维及时地倒退更远，从而更早地扭转那些不当行为呢？这样的话拦截智能体就可以早早地选好正确的思维方向，事半功倍，我们也可以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不犯任何错误了。不幸的是，仅仅靠审查员是做不到这些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思维倒退而审查员的审查范围相应扩大，那么我们（为了避免思维在每个可能的错误方向上发生偏移）所需的抑制记忆也会呈指数级增长。所以要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仅知道可能会犯哪些错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积极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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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的思维做了什么要比它没做什么更容易被注意到，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内省的方式去感知这些发挥抑制作用的智能组都做了些什么。我认为这个现象已经严重地歪曲了我们心理学的很多概念，而一旦我们认识到审查员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消极识别器”的重要作用，就会发现思维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由它们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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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我们的审查员和抑制器自身也需要被抑制。比如我们要制订一个粗略的长期计划，就必须采用一种不拘小节的宏观思路，忽略掉一些琐碎的困难。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审查员挡在眼前，这么做就非常困难了，我们会由于找不到万无一失的策略而变得畏首畏尾，使自己的宏伟蓝图还没画好就被撕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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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27.4 逻辑中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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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衔接起前后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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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想弄乱了它们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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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无数的小球滚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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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迪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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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生都在学习事物的规律，但总是会遇到一些例外或错误，确定性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想因为胆小懦弱而变得麻木无知，就得冒一些风险。但是为了避免遇到意外，我们必须积累以下两种互补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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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搜寻一些“一致的岛屿”，在这样的区域里，常规的推论似乎都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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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去发现和标记这些领域中不安全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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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文明社群里，指定的监护人员会设立一些急转弯、薄冰和危险动物的标志。当哲学家们告诉了我们一些自相矛盾的发现时，他们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我们都知道的“说谎的人承认自己说了谎”和“理发师为所有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种故事。这些宝贵的经验教会了我们哪些是不应该去想的，它们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情感审查员的智能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这种自相矛盾的悖论很有趣。我们会在下一部分有关“笑话”的内容中揭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多数的笑话都与禁忌、伤害或者其他一些会造成破坏的事情有关，而那些逻辑上的悖论也是会造成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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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告诉孩子，确定没有车要过来才可以穿过马路。但是我们说的“确定”是什么意思呢？从来没有人能够真的“证明”没有车过来，因为你没有办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某些疯狂的科学家已经发明了一种使车隐形的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处理的是“通常情况”，而不是“准确情况”。我们真正能够让一个孩子做的，只是“过马路之前先看看两边的路况”。在现实世界中，要求绝对的确定性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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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我们没有简单安全的方法来绕开这种常识的不一致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一些秘技来避免犯很多错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逻辑上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完美的逻辑几乎没什么用。想找到一些简单通用的推理规则就已经很困难了，而要为我们的论点找到万无一失的支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对现实世界中任何情形的表述都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些例子中了解到这一点。比如我们说“鸟会飞”，这个表述可以用在典型的鸟身上，但是对于那些被关在小笼子里的、脚被铁链锁住的，或者处于超重力环境中的鸟就不适用了。同样，如果有人告诉你“罗弗是条狗”，你会认为罗弗有一条尾巴，因为在你的关于狗的思维框架中，一条典型的狗屁股上就是有一条尾巴。但是如果知道了罗弗没有尾巴，你的思维框架也不会自行销毁，你只会给头脑中的“罗弗框架”删掉一条尾巴，但仍然会认为其他大部分的狗是有尾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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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事实”是永远正确的。逻辑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它总在试图寻找这种规则以外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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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27.5 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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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村民决定去猎鸟。他们带上了枪，与他们的狗一起来到旷野上。快到傍晚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其中一个村民对另一个说：“我们一定是哪里做得不对。”“是的，”他的同伴附和道，“可能我们还是没把狗抛得足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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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笑话可以产生如此独特的心理效应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190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的头脑中之所以会形成审查员，就是为了建立起一道屏障来阻挡那些应当被禁止的思维。在他看来，大多数的笑话都是一些用来愚弄审查员的故事。一个笑话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描述可以同时适用于两个不同的思维框架。其中第一层含义一定是浅显易懂又合乎情理的，第二层含义则是伪装起来而且应当被谴责的。因为比较“头脑简单”，审查员往往只能识别出第一层直白的含义，无法洞察那些伪装起来的禁止含义。所以，一旦第一层含义已经牢牢地植入了我们的思维，那些最终的词汇或短语就会立即替换上第二层含义。而此时那些已经被审查过一遍的思维已经悄悄溜掉了，这样一个本该被禁止的愿望便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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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基于父母或同龄人所灌输的禁止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审查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笑话都会涉及暴力、性等方面的禁忌，以及其他被大众认为是罪恶、恶心或羞耻的各种事情。但令弗洛伊德困扰的是，这套理论并不能对那些人们所热衷的“冷笑话”做出解释，因为这些笑话似乎与社会禁忌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也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来盘醋熘土豆丝，不要土豆不要醋”这句话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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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这种冷笑话做出了几种解释，但最终证明没有一个理论是足够完善的。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人们讲冷笑话的乐趣在于它们勾起了听者对一个真正笑话的期待，然后再让他们失望。另一种解释是这种笑话的无意义性反映了“一种对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向往，因为儿时的我们可以不顾逻辑地胡思乱想，不求意义地随意组装词句，就只为了节奏和韵律所带来的简单快乐”。弗洛伊德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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