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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思维加工所处的水平与这些化学物质所处的水平相差太远。而基因也仅仅是化学物质，这使得基因很难表述客体、人或理念这样的事物，至少无法用词语串表达思维的方式来表述。那么基因是如何对理念进行编码的呢？答案就在“注定的学习”这一概念中，我们在11.7的部分讨论过这个概念。尽管基因组无法直接编码具体的理念，但它们可以决定某些智能组的结构，这些智能组注定要学习特定类型的程序。为了说明这一原则，我们要勾勒出一个智能组的结构轮廓，这个智能组注定要学会识别人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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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第一次介绍识别器的概念时，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方式，通过组合来自若干个智能组的证据，用颜色、质地、尺寸和形状等属性来表述物理客体。那些智能组每个都包含一些传感器，它们天生就会对特定的属性做出反应。现在我们来讨论另一步，把这些智能组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的结构都很相似，它们都会从眼睛、耳朵、皮肤和鼻子接收输入的感觉信息。第一个系统和以前一样，注定要学会用简单的属性来表述物理客体。然而，因为第二个系统的输入信息来自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因此它注定要学会表述“社会客体”，也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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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二类“社会客体”智能组所接收的输入信息都来自一些特定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所探测的刺激通常都表示人的出现，也就是人的气味、语音和面孔。因此，尽管组装这一系统的基因对人一无所知，这个系统也没有其他选项，只能学会表述人类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但这个智能组天生注定要学会如何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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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能组的大框架在设计上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但我们必须问一问，基因如何能产生这些系统要完成工作所需的感觉探测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识别语音和面孔确实是在特定的脑区发生的。因为脑部的某些特定损伤会使受伤的人无法区分语音，但可以识别许多其他类型的声音，而其他一些脑损伤则会破坏识别面孔的能力，但视觉功能完好无损。还没有人知道这些识别系统的工作原理，不过我们还是依次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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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识别 ：要为特定的气味建立识别器很容易，因为气味仅仅是空气中出现了特定的化学物质组合，而一个特定的基因可以让一个细胞对特定的化学物质敏感。因此，要建立智能体来识别特定的客体或人，需要的只是把各种证据加权智能体与特定的化学物质探测器联结起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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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要辨别人类的语音需要更多的机器，因为语言表达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设计精良的机器可以做出这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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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识别 ：还没有人能够建立一种视觉机器，其区分面孔和其他事物的能力能够与人类比肩，它们甚至不能区分猫和狗。这仍然是一项研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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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出生的几天中，人类婴儿学会了通过气味区分人类；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学会通过语音识别个体；只有在几个月后，他们才开始真正能认出面孔。我们很有可能是通过若干种不同的方法来做出这些区分的，而且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这些能力是按照它们的复杂性递增而按顺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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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170051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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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C.姿势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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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识别语音和面孔似乎已经很难了，一个儿童如何能够学会识别其他人的思维状态呢，比如愤怒或喜爱。有一种方式就是区分轨迹。就像我们学会把特定的变化解释为在物理领域里表述客体的情感，我们也学会把其他类型的变化归类为指代思维事件，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姿势”或“表情”。举例而言，要把一个声音识别为特定的语言词汇，脑内的某些智能组必须识别一系列特定的语音特征。同时，其他智能组要把一系列的语言声音解释为在其他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某些特定类型的语言声音，它们会被识别为指代特定的情感品质。举例而言，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哪种表情看起来最愤怒或专横。一般而言，唐突的声音变化会引发警报，可能是因为引发了某种关注点变窄的反应，而这种反应通常是伴随疼痛而来的。不管怎样，音量和音高的突然变化会要求我们去关注它们。与此相反，对于“温和”的声音，人们常常把它们归为“积极的”一类，带有喜欢、爱慕或尊敬的感觉。更加平滑的时间轨迹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我们“平静下来”，于是也常常让我们把其他关注点放置一边。对于视觉和触觉也差不多。有敌意的人倾向于出手攻击或大喊大叫，而友好的人说出的话、挥手的姿势和轨迹都会让我们觉得是在表现温和和亲切。实际上，就像Manfred Clynes的著作Sentics（Doubleday，New York，1978）中所写，无论在哪种感觉领域，人们会对特定类型的时间轨迹表现出相似的情感反应。Clynes总结道，至少有六种不同类型的轨迹与特定的情感状态相关，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什么样的脑机器可以让我们用这种相似的方式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刺激进行反应呢？我提出了一种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假说。首先，我们的感觉智能组配备有特殊的智能体，可以探测特定类型的时间轨迹。其次，所有在不同的智能组中探测到相似类型时间轨迹的智能体都通过特殊的联结束连在一起，汇聚到某个中央“姿势识别”智能组中的智能体上。最后，在遗传上建立好的神经束会从每个姿势识别智能体贯穿到特定的“原型专家”雏形，我们在16.3中已经描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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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假说，每个感觉智能组都包含某种智能体，它们专门对各种类型的时间轨迹进行反应。举例而言，一种类型的智能体可能只会对缓慢增加后迅速减少的刺激做出反应，另一种智能体可能只对迅速增加而缓慢降低的信号做出反应。在头脑内部，尽管负责听觉、视觉和触觉的智能组位置很远，但探测到相似轨迹的智能体所发出的信号会汇聚到一个共同的智能组中，这个智能组是由证据加权智能体构成。注意这个系统的结构和“识别人”的智能组结构很相似，两个系统可以形成平行的层次；然而，每个中央“轨迹类型”智能体的最终目的是学会识别某种特定类型的姿势或表情，而不是某个特别的人。举例而言，某个这一类型的智能体可能会学着以相似的方式对咆哮、怒容或挥舞的拳头做出反应，于是变成了一种“愤怒识别”智能体，它的功能很“抽象”，因为它与任何特定类型的感觉都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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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识别愤怒与理解愤怒或者对愤怒产生同情是不一样的，仅仅学会识别愤怒也无法告诉我们如何根据自己个人的愤怒经验识别他人的“愤怒类型”轨迹。但如果我们的基因已经为我们配备了从特定重要轨迹类型智能体到特定“原型专家”智能组的联结，那么识别每种特定的轨迹类型都会激活一种特定类型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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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联结中有一些可以给予我们特殊的“共情”，比如认识到另一人表现出高兴的姿势时就会感觉高兴。还有一些联结对攻击性的信号表现出防御反应，甚至在遇到软弱和退缩的信号时表现出攻击性。在动物行为中有无数的范例显示，特定类型的姿势会激起“本能”的反应，比如突然朝小鸟移动会让它产生恐惧反应。诚然，我们的人类基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本能设定。但是，比其他动物先进得多的是，我们还有可以桥接新旧智能组的机器，所以我们可以学会把远古的本能反应埋没在当代的社交规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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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见过，一个由基因建立的智能组可以让我们利用轨迹类型来表述情感和其他类型的思维状态。一旦我们这样做，高水平的智能组就可以利用轨迹类型智能体发出的信号来学习识别和表述更复杂的后续思维状态。假以时日，那些表述会嵌入模型之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模型来预测和控制自己的思维程序。这就是基因建立的结构如何能够作为思维的垫脚石，让它可以学习如何思考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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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进入一个特定的房间，可能会觉得自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历史。许多人把这种感觉归因为一些想象中的力量，把它们称为“直觉”“圣灵”“氛围”和“心灵感应”。但其实很有可能，这些感觉来自观察者的思维内部，各种智能组把从特征和轨迹那里获得的线索进行了聪明的合成。在我看来，相信心灵感应和幽灵降低了我们思维发展的能力，因为它把注意力从思维上转移开，并把这些能力归因为想象的外部自我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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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170051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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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D.脑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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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类型的脑机器可以支持一个由十几亿智能体组成的心智社会？人类的脑包含了那么多的智能组和联结，它就像一个庞大的国家，其中的乡镇和城市通过大量的公路网络联结起来。我们生来就有脑中枢，它们控制着各种感觉和肌肉群：移动眼睛和四肢；区分声音和语言，区分面孔的特征，区分各种触感、味道和气味。我们天生就带着原型专家，它们参与到我们的饥饿、欢笑、恐惧、愤怒、睡眠和性活动中。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尚未被发现的功能，每个功能都依托于某种不同的结构和操作模式。一定有成千上万的基因参与安排了这些智能组以及它们之间的神经束，而那些脑部发展基因一定生成了至少三种程序。那些遗传系统首先一定会形成脑细胞的团块和层，最终变成由智能体组成的小组；这些小组一定控制着那些智能组的内部工作；最后，它们一定也决定了联结那些智能组的神经束的尺寸和终点，这样才能限制在每个心智社会中“谁向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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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群体都包含一些基因中的变体，它们可以影响脑内那些公路的形态，而这必定会影响其载体的潜在思维风格。一个人在出生时，通常只有视觉智能组之间有零星的联结，而言语可能会在两个领域中都发展出强大的机器，但会发现很难在二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结。表面上来看，这可能会产生阻碍。然而，它也可能产生优点，只要它能迫使高水平智能组去挖掘间接的联结，从而产生更明确有力的方式来表述现实就可以。与此相似，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拥有超常强大的短时记忆能力，会产生很多优势。然而据我们所知，进化过程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优待，因为这倾向于导致人们低效利用辛苦学来的长时记忆。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其他差异可能来自联结路径的变异。一个个体的K线如果有多于常态的分支，他可能倾向于形成比常人更多的积累，而如果某个个体的记忆智能体分支较少，他可能更倾向于建立统一框架。但同样的遗传倾向可能形成不同的思维风格：一个在遗传上倾向于制作统一框架的人可能屈服于长期使用肤浅的刻板印象，而另一个天赋相似的人可能通过建立更深层次的智能组来进行补偿，这些智能组会产生更深刻的理念。尽管每个特别的变异都会使每个个体具有特定的人格特征，但每个基因最终的效应都取决于它与其他基因建立的结构在无数情况下如何进行相互作用。正因如此，“哪些特定的基因会产生‘好’的思维”几乎成了一个无意义的问题。还不如这样想，发展中的脑就像一片森林，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物种在生长，这些物种之间既有和谐关系，也有相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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