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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桥梁与金字塔、大教堂这类纪念性建筑相比，具有不同的符号属性。建造后者是为了赞颂尘世和天国的统治者，而前者主要是功能结构体。当它们确实呈现出符号意义时，通常都是事后追加的——只有布鲁克林大桥在确切地成为连接纽约东河两岸的政治纽带之后，才取得了其在艺术和文学上的地位。总之，现代桥梁体现了人类的技术成就，没有任何建筑可以像桥梁这样炫耀自己的结构骨质，显示自己的结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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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铁路的扩张给建筑师们带来了新的挑战。金字塔总体来说是成堆的巨石，唯一需要巨石横跨的空间是通向墓室的又长又窄且错综复杂的通道，墓室的规模与今天普通人的卧室大小差不多。另一方面，除了在罗马有穹顶的前身以外，大教堂并不力求在面积和体积上登峰造极，而是追求精美和开放性。经济因素和大规模生产都不是纪念性建筑建筑师的首要关切之事，但是愚蠢而无同情心的现实却是桥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并是说与一座哥特式教堂相比，人们不太关注一座铁桥所取得成就。的确，受经济因素的驱动，与动机在物质利益和损失之外的教堂赞助人相比，铁路公司可能不太倾向于承担结构损坏的风险。然而，铁路公司仍然是比较大胆的，因为仅仅模仿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桥梁不是一个长久的选择，他们不得不在全新的条件下建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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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事业的发展给工程结构带来了新的要求。铁路桥梁不仅要承担重载牵引车和其他全部车辆的纯粹重量，还要承担引擎往复的动态酌域以及火车在桥上的持续位移。铁路结合了机械工程师的机械装置和土木工程师的固定式结构，对任何一方的要求都为另一方的发展提供了促进因素——但并非相安无事。为了提供便捷的服务，铁路的触角向外延伸得越来越长，这就激励了人们让更重的火车以更快的速度穿越更崎岖的地带。任何不是非得爬的山、任何不是必须得进入的谷都是可以节省的时间和能量，节省就意味着金钱。但是不久，现存的铁路桥梁所拥有的足以承担上一代火车重量的强度已经无法应付后来越来越重的火车，因此坍塌发生了。每座有瑕疵的桥梁都会导致对下一座类似桥梁额外强度的需求，因此铁路桥梁是在反复试验的补偿过程中演变发展的。正如拉尔夫· 沃尔多·爱默生在他同时期关于补偿的文章中评论的那样：“每一次超越都会导致一个缺陷，每一个缺陷也都会导致一次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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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出现了一次技术认知，即把铁路火车和它们的基础设施看成是改变环境的一个因素。威廉·华兹华斯，这位自然的崇拜者，一直在努力解决一种新文化侵入古老的、田园式文化所产生的问题。工业文明正在改变着英国乡村的生活面貌，在《肯道尔与温德密尔铁道计划十四行诗》这首诗中，他极力劝说读者与他一同分享他对自己眼中湖区丑陋面貌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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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那汽笛声了吗？当火车那长长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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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向前时，这一景象掠过你的视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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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震惊了——在精准的天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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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许诺的利润称量一下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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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河，我恳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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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享一个公正蔑视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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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蔑视在另一首题为《汽船、引水桥与铁路》的诗中有所缓和，在这首诗中，华兹华斯除了又一次表达了自然的伟大之处外，也承认了技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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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丽可能被否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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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丑陋的容貌有一些 关系，但是自然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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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人类艺术中的合法后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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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与你的胜利穿越他的兄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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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来自你勇敢的手奉献的希望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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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你友好地微笑，欢呼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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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在改善的与未经改善的自然之间坦诚的矛盾意向，是诗人对工程师就一个特定的性质进行修改时的反应。的确，华兹华斯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诗在后来的版本中，将稍微有点冷淡的“向你友好地微笑”换成了更为积极一些的“欢迎你”。诗人措辞中的变化取决于19世纪工程师对桥梁所做的改进。但是很多桥梁的损坏并没有使华兹华斯或任何与他同时代的人那么容易地就接受新技术。他们不仅十分注意英国，同样也很关注美国的实验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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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纳撒尼尔·霍桑把《天路历程》（约翰·班扬写于17世纪的关于一个好人一生朝圣的宗教寓言）作为一个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故事的原型。在《通天的铁路》一文中，霍桑的游人在引路先生的陪伴下从灭亡城走向天城，引路先生指出新技术是如何提高了人们已经许久没有得到改善的生活条件的。但是，旅行者的注意力似乎经常被他途经的桥的状况所分散。一座桥，尽管“精精巧巧”，但是他觉得“太小巧……承受不住多大分量”。另外一座桥“摇摇欲坠，令人悬心，尽管引路先生保证桥基很结实”，旅行者“不愿意在公共马车里过桥，尤其不愿人人都带着笨重的行李”。结构损坏也存在于小说人物的思想中，当接近“难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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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穿这座石山心脏，修筑了一条隧道，工程令人赞叹不已。高耸的拱架，宽敞的双行轨，除非有朝一日大地与岩石一齐崩塌，它将成为筑路者与铁路公司的永恒纪念碑。虽事出偶然，但它还有一大长处，就是难山隧道开挖的石头正好填进了耻辱谷，这就避免了列车驶下那个令人讨厌的有碍健康的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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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了不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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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华兹华斯和霍桑这样的作家表现出的矛盾情绪，也体现在了当时流行的报刊上。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果实如所期望的那样被收获了，并且被生动地摆在那里，等着大众尽情享受它的鲜美多汁，这一切都被记录在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和《哈伯周刊》之中;另一方面，《哈伯周刊》也报道发生的事故，而潘趣[1]也讽刺并滑稽地模仿着铁路。就像一个世纪之后的飞机一样，铁路和桥梁已经俘获了当时公众的想象和恐惧感。这些技术方面的进步是服务于大众的，而不只是为了国王和上帝，它们许诺的一条通向天城的平坦大道所显露出的好处使沿途出现事故的危险成为值得一冒的风险。对于霍桑所有的嘲弄，第一人称叙述者只是想要乘火车到天城 “以满足强烈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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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牛津英语大词典》所解释的那样，工程师这个词是指策划、设计或发明的人，一个世纪之前它还表示操作发动机的人。后面的这个意思可以追溯到1839年，当时铁路是工业革命的象征，人们故意混淆了车辆的设计者和驾驶者也就不足为奇了。蒸汽机和铁桥的工程师处在驾驶者的座位上。随着这些机械和结构上的开拓者推动着铁路不断冲破技术的新领域向前发展，他们逐渐地被认为是在通天铁路上控制速度和乘客目的地的人。尽管霍桑个性中的另一面对铁路填满伤心潭的承诺有些怀疑，因为伤心潭从史前开始就一直抵制各种填满它的努力，但是引路先生指着一座“便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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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泥潭里头扔了不少书嘞，什么伦理学、法国哲学、德国理性主义；什么小册子、布道文、现代牧师的大作、柏拉图、孔夫子、印度哲人的文论；还有对《圣经》原文的不少精辟注解——所有这些经过某种科学处理，统统变成花岗岩一般坚硬的东西，整个泥潭都可以填满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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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19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工程师的工作开始被包括门外汉的人们认为，包含了“一些科学的过程”，因为它将传统的思考转换成了艰难的计算。当工程师开始应用科学方法解决结构性问题时，工程设计的过程便脱离了纯美学的思考方式，从建筑学中分离了出来。这两种文化的争论在维多利亚时代像假根一样延伸到各个方向，随后如同春天草坪上的蒲公英般定期地在各处显露出来。然而哪一个是杂草，哪一个是花朵仍然和它在华兹华斯时代一样是分类学上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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