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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第二阶段明显不同于第一阶段。首先,在这个阶段,技术展示出其可以完成令人难以想象的预编程或日常事务。技术能赢下围棋,能准确诊断疾病,能自然地与人交互,能从事编曲、设计有用之物等创意工作。在过去几年里,技术已经清晰地跨越了波兰尼悖论,跨越了创新道路上的其他限制。机器不再简单地听从人类程序员仔细编写的指令,[10]它们自己正在学会如何解决问题。这一发展极大地拓宽了机器目前所能处理的应用和任务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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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亿人口开始随身拥有强大、灵活、连接的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类似设备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2015年,iPhone(苹果手机)推出仅8年之后,皮尤研究中心调查了21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成年人,40%以上的受访者报告说持有智能手机。2016年,又有约15亿部智能手机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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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上大多数成年人第一次在彼此间建立数字化连接,并且与世界上大量已累积的知识建立了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可以对这些知识做出贡献,从而创造一个良性循环。他们也可以进行各种交流和交易,从而将数十亿人带入现代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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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直到最近,好的图书馆、大型知识库、先进的通信及信息处理技术都还仅限于世界上富有的人,亦即那些幸运地出生在非贫困国家的非贫困家庭的人。而今,这情形已彻底改观。而且,越发强大的技术将在未来数年传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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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在非常规工作方面胜人一筹,人类建立了数字化连接,这是过去几年才有的两个现象。因此我们认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二阶段的合适起始点是新千年的第二个10年。人脑与机器,产品与平台,核心与大众,就在此时捉对碰撞、擦出火花。结果,许多长久的假设被推翻了,惯用的做法也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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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成功转型才能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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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电力正从蒸汽动力手中接管制造业。我们挑出这个时期,乃是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提示:在一种动力源向另一种动力源的转换过程中,许多(事实上是绝大多数)成功的在位公司未能幸免于难。对于那些想在即将到来的数字化转型时代大显身手的企业来说,它们需要了解为何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从往事吸取一些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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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9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制造企业的实力,它约占当时全国GDP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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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厂最先用的动力是驱动水轮的流水,然后是蒸汽。20世纪初,电力似乎是另外一种可行的选择。它开始引起注意时,是作为放在工厂地下室并为所有机器提供动力能源的单件大型蒸汽机的有效替代品。随着企业获得经验,善用新技术,其他的好处也被发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F. B. 克罗克(F. B. Crocker)在1901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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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工厂引进电力,因为人们想省下20—60美分燃煤费,但这类节约并不是今日全美电力设备巨变的原因……那些以此为由率先使用电力的人会发现,除了燃煤费,他们还在其他方面节省了费用,这可以称为间接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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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采用者终于意识到,一些长期的约束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实现电气化,电源就可以遍布整个建筑物。不管怎么说,它们不再需要设在烟囱和煤堆旁边。人们现在可以使用若干个动力源,替代那种轴、齿轮、滑轮和皮带浑然一体,驱动工厂里每台机器的大型单体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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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制造企业最终采用了这种“分组驱动”形式,即每家工厂有几台大型电机,每台电机都为一组机器提供动力。[11]一些人想让动力更加分散,于是开始琢磨“单机驱动”,即建筑物中的每台机器都有自带的电机。电机毕竟与蒸汽发动机不同,可以做得相当小,而且效率也没有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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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如果不采用这种做法,那就太离谱了。事实上,许多机器现在更进一步,采用内置多台电机的设计。但是,单机驱动的概念刚开始提出时深受怀疑,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经济史专家沃伦·迪瓦恩(Warren Devine)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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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前25年,技术文献一直在讨论分组驱动机器和单机驱动机器的优缺点。1895—1904年,这个问题在技术界的会议上引发了激烈辩论。在所有情况下,这两种技术都不能说是最好的……而且,20多年后,分组驱动仍被强烈推荐于许多场合……1928年出版的两本教科书……明确表示在很多情况下,分组驱动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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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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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技术进步是如此明显,为什么它们刚出现时难以准确把握?为什么这么多聪明、有经验的人和公司,以及这么多深受技术影响的人,没办法看清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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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恰恰是因为在位者熟谙现状,沉迷其中,以致看不到新技术的浮现及其未来的潜力和可能的演化。这种现象被称为“知识魔咒”和“现状偏见”,它甚至会影响到管理良好的成功企业。现有的流程,现有的客户和供应商,现有的专业知识库及通用的思维方式,这些都会让在位者盲目,看不到显见的事物,例如与现状格格不入的新技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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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看起来就是工厂电气化的情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大部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经济学家安德鲁·阿特克森(Andrew Atkeson)和帕特里克·科赫(Patrick J. Kehoe)总结的那样:“在电力转型开始之初,制造商不愿意放弃大量的知识储备去采用那些最初只是稍微好点儿的技术。”[12]另一对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和加文·赖特(Gavin Wright)发现,电力转型的潜力经过很长时间才全面释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上尤其是概念上的需要,具体表现为任务和产品的定义与结构”。装配线、输送带和高架起重机就是这种概念变革的例子。它们对全面释放电力的潜力至关重要,但对于在蒸汽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许多在位者来说,这些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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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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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刻画了颠覆性技术如何击垮大型公司,借此建立了明星商业学者的职业生涯。电气化是迄今为止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它使美国制造业出现大规模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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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由被称为“工业托拉斯”的企业所把持。它们是因并购而生的大公司,其所有者盯着生产、采购、分销、营销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某些托拉斯则希望建立庞大公司以形成垄断,从而取得更大的定价权。1904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此类托拉斯达3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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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的工业托拉斯似乎处于长期统治的地位。它们资本充足,雇用了第一代专业经理人,新技术的冲击还遥不可及。这些工业托拉斯驾轻就熟地通过电报进行沟通,通过铁路运载货物,它们也愿意让工厂从蒸汽动力转用电力。但是随着电气化的普及,它们所有的资源和能力都不足以让自己保持领先,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保证其在行业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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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肖·利弗莫尔(Shaw Livermore)在1935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1888—1905年建立的工业托拉斯,有40%以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销声匿迹了。另外还有11%是“记录……好坏参半的…… 跛脚鸭,一般而言,其糟糕的结果是在相关调查期的最后几年出现的”。幸存下来的托拉斯多数变小了。经济学家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及其同事研究了1905年占统治地位并存活至1929年的42家制造业公司,结果发现,它们的平均市场份额从69%降到45%,下降幅度超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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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和其他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的竞争环境变得严酷,到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公司已经从以往的强势地位跌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电气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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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的确如此。很明显,智能电气化使工厂比原来更有生产力。最大的好处并非来自电机对蒸汽机的简单替代,而是来自生产过程本身的重新设计。在智能电气化的工厂里,每台机器自带电机,以及装配线、输送带、起重机等,这些在任何竞争中都是强大的武器。它们能以更少的投入做更多的事情,使其所有者能够从价格和灵活性方面打击竞争对手,令其产品在市场上大行其道。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工厂都能够明智地使用电力。一些企业及其领导人看到了单机驱动的潜力,并且欣然接纳,而其他企业则争论了数十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早期采用新技术的工厂有可能把许多老牌工业托拉斯直接送进了历史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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