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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系统2，一味对数字进行逻辑理性的计算，这种方法怎么可能比结合了系统2和系统1的方法更好呢？毕竟，系统1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深刻的本能思维工具，它已经做得足够好，帮我们克服了各种无情的、全球75亿人口仍需面对的达尔文进化挑战，使人类获得生存，继续发展。它怎么会让我们这么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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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太大，只用一本书是说不清楚的，更不用说是书里面的一章。但是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卡尼曼对大量研究（许多是他自己进行的研究）给出了简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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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1自发运行，不能随意关闭，因此直觉的错误往往难以防止。偏见总是难免，因为系统2可能没有错误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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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系统1很棒，但它同时也是错漏的真正所在。它常常走捷径，而不是透彻地推理。它还有一个惊人的偏见大集合。在心理学和卡尼曼帮助建立的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人员已经确认了许多系统1的错漏并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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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漏的完整列表会使人不胜其烦，灰心丧气。罗夫·多贝尔里（Rolf Dobelli）关于这一主题的专著《清晰思考的艺术》（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共有99章，而根据最近的统计，维基百科的“认知偏见清单”有175个条目。软件公司Slack的产品经理巴斯特·本森（Buster Benson）找到了一种我们认为很好的方法，将这些偏见归类，并提醒我们它们带来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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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过载很糟糕，所以我们尽力过滤……（但是）我们过滤掉的一些信息实际上是有用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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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义的缺失令人困惑，所以我们填补空白……（但是）我们寻求意义时会产生错觉。我们有时会想象由自己的假设所填补的细节，由此建构本来没有的意义和故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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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需要快速行动，以免失去机会，所以我们匆匆得出结论……（但是）快速决策可能有严重缺陷。我们草率做出的一些快速反应和快速决策是不合适的，自私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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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部记住不易，所以我们试着记住要点……（但是）我们的记忆强化了误差。我们记住一些东西，留待他日所用，这只会使上述认知更有偏见，进一步损害我们的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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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认知能力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我们无法知道系统1何时奏效，何时失效。换句话说，我们拿不准自己的直觉。我们不知道自己做出的快速判断或决定究竟是准确的，还是受制于自己的一种或多种偏见。于是，发生了与波兰尼悖论相悖的怪事：对系统1的认知结果而言，我们所知的竟然少于我们所能说的。系统2的理性计算通常可以复查，但是正如卡尼曼所指出的那样，系统1真的做不到，它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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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揭示了一种与波兰尼悖论有关的鬼使神差般的偏差：往往是系统1得出一个结论，然后让系统2来解释它。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说：“判断和举证是两个独立的过程。”系统1激发的判断几乎在瞬间发生，然后系统2用理性、合理的说法给予肯定。[9]这种“托词”不仅经常愚弄别人，而且也愚弄始作俑者自己。事实上，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esbitt）和蒂莫西·德坎普·威尔逊（Timothy DeCamp Wilson）所说，我们往往“说的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所以说，我们标记为理性化和自适化的行为并不只是制造借口的手段，它们是一些更本质的事情：工作中的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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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财捷集团和微软工作的两位数据分析专家阿维纳什·考希克（Avinash Kaushik）和罗尼·科哈维（Ronny Kohavi）提出了首字母缩略词“HiPPO”，用它来总结大多数公司的主要决策风格。HiPPO的意思是“最高薪酬的人的意见”（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我们喜欢这种速记并多次使用它，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标准伙伴关系。即使做出决策的人不领最高薪酬，他们也总是以观点、判断、直觉、本能和系统1为依据。很明显，这种办法通常效果不佳，而且HiPPO往往败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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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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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运用所有这些关于系统1和系统2的偏差与故障的知识呢？这些知识怎样才能引导我们更聪明地做决策，以及做出更好的决策呢？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放手让机器做决策，系统2的纯数字化演绎因摩尔定律而功力大增，通过源源不断地导入数据，让它给出答案，无须系统1的输入。这正是越来越多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着手进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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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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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在企业计算时代刚刚到来的时候就有了全自动化决策的先例，它就是体现人们信誉的数字化记分系统——评估人们偿还一定数额贷款的可能性。传统上，这一关键决策是由银行分行的本地贷款人员做出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估贷款申请，有时也结合了相关规则或指南。然而比尔·法伊尔（Bill Fair）和伊尔·艾萨克（Earl Isaac）觉得用数据可以做得更好。他们于1956年创立了Fair Isaac（费埃哲公司），推出FICO（个人信用评分）计算信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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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信用评估很快成为常态。到1999年，《美国银行家》（AmericanBanker）杂志报道说：“甚至无须（人）去评估任何5万美元以下的（信用申请），电脑就搞定了。”FICO及同类系统已被证明是高度可靠的还贷预测工具，而且，随着近年来个人数字信息的数量和类别的增加，这种“大数据”方法也被用来提升和延伸信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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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分系统的开发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免得被误认是从事数字化歧视业务（一种非法业务，以种族或部落人群为由，拒绝或降低某些地理区域的信贷）。一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服务，让更多人获得信贷机会，让放款人有信心扩大业务。有证据显示，随着信贷决策趋于自动化，经济歧视实际上是减少了。2007年，美联储报告说，信用评分模式“减少了从事非法歧视行为的机会……有助于降低信贷决策受个人特征或法律禁止的其他因素（如种族、部落等）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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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价值、高质量的完全自动化决策事例比比皆是。亚马逊和其他电子商务网站会为每位购物者的每次访问给出推荐，尽管许多人错过机会，但有些人受到极大的吸引。例如，亚马逊估计，其销售额的35%来自推荐项目之类的交叉销售活动。飞机航班和酒店客房的价格一直在变，反映了供需预测的演化，以及每分钟又如何发生实际的变更。对无数企业来说，这种被称为收益管理的定价方法至关重要（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这个主题），但是，收益管理算法产生的价格在提交给客户之前，很少（如果有的话）由人工复查一遍。实体商品现在也实行自动化的价格变动。2015年感恩节之后的第一天，亚马逊和沃尔玛在美国的所有存货分别提价16%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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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诸多完全自动化的决策正在我们周围发生，以至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用“第二经济”来形容它，其中交易没有人类的介入，其发生形态是“巨大的、沉静的、彼此连接的、看不见的、自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动化的第二经济正延伸到我们熟知的以人为中介的经济体，算法接管了专家和HiPPO人士的工作。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数字化了，由此带来了大量数据，它们可用于改进工作，将直觉转化为数据驱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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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广告公司不仅帮助客户从事制作新电视广告片的创意工作，而且还帮他们确定在何时何地进行展示，即确定哪些电视节目、哪些地域市场和哪些时段最能匹配广告客户的目标和预算。就这项工作而言，数据和技术早有应用，热播剧《广告狂人》（Mad Men）的广告代理1969年就买下第一台电脑（IBM System/360），以帮助其更好地投放广告并吸引客户，但该项工作仍主要受人的判断和决策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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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瓦格纳（Dan Wagner）在巴拉克·奥巴马2012年成功连任的竞选活动中担任高级分析师，当时他发现机器分析原来可以这么精准，还能带来如此多的好处。瓦格纳和他的同事为每位美国选民建立名册。该分析团队使用机器学习技术（下一章将详细讨论），为名册上的每个人建立了三个单独的评分：一个“支持评分”，用于预测每个人支持奥巴马的可能性（相对于竞选对手米特·罗姆尼）；一个“投票评分”，用于预测每个人在11月实际去投票站投票的可能性；以及一个“劝说评分”，用于预测每个人在接收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信息之后对他产生好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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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每个电视节目都有人口统计数据，例如，统计丹佛地区有多少18—24岁的男士在周二晚上10点观看动画节目《恶搞之家》（Family Guy）重播。传统上，传媒买家和战略家在做决策时严重依赖这些信息。如果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团队想在科罗拉多州18—24岁的男士眼前发布信息，那么有很多公司和人士可以就周二晚上《恶搞之家》重播时是否插播竞选广告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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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其他大多数广告买家一样，奥巴马团队知道依靠人口统计数据很不靠谱。他们的广告受众可能主要是罗姆尼的铁杆支持者，又或者看广告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决定投票选举奥巴马，那么这就是浪费时间。依靠人口统计意味着依靠判断和粗糙的估计，这样做几乎等同于以下猜测：选举期间特别抓取的一个更容易接受奥巴马竞选信息的群体，就是18—24岁的男士，或者说是《恶搞之家》的观众，甚至可以说是一般卡通片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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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他们那份详尽的选民名册有可能生成一种好得多的媒体购买方式。有了这份名册，竞选团队可以确定哪些人属于最需要接触的两个群体：一是需要劝说以便在投票日真正去票站投票的奥巴马支持者，二是有可能被说服支持奥巴马的骑墙选民。前者是“出门投票组”，后者是“可说服组”。分析团队认为，这两组人分布在广泛的人口统计类别，所以仅仅基于人口统计数据来选定电视节目就会错失团队希望接触的人群。该团队还从早期的实验结果中获知，令两组人有反应的广告类型大不相同，因此在购买电视节目时段时要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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