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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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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世界热评如潮，但比特币和区块链也遇到了麻烦。迈克尔·赫恩（Michael Hearn）是一位多产且受人尊敬的区块链编程贡献者，他曾经对区块链深信不疑，因此从谷歌辞职，全身心投入该项事业。2016年的1月，赫恩出售自己持有的全部比特币，脱离项目。他在博客上撰文解释自己的决定，标题是“比特币实验的决议”。在赫恩看来，这项决议就是承认失败。而且，导致失败的不是采矿的棘手难题或者新近发现的加密货币本身的漏洞，而是组织方面的原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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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社区失败。一种去中心化的新货币形式缺乏“系统性重要机构”并且“大到不能倒”，已经变成更糟糕的东西，变成一个完全由一小撮人控制的制度。这还有什么意思？更糟的是，这个网络正处于技术崩溃的边缘。应该阻止这种结果的机制已经分崩离析，因此，人们不再有大量的理由认为比特币实际上能比现有的金融体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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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如何处理系统持续增长的意见存在分歧，问题便也随之而来。两个阵营出现了，每一个都由高级程序员领导。他们不试着解决分歧，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化自己的立场。每一方都认为自己依然秉持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创始原则，而每一方也都有一些成员与风险资本支持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或其他商业利益相关联。中本聪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他多年前就已经远离所有的讨论。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比特币系统的表现已经受损，这加剧了区块链交易被延迟或者完全被忽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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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于比特币系统的架构与未来的争议恰好碰上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全世界比特币总体采矿能力的一大部分集中在中国。截至2016年中期，在全世界所有比特币交易和比特币采矿设备中，中国分别占有42%和70%。对于比特币社区的许多人来说，任何大的集中度都不受待见，因为它可能会对系统的演变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系统的要点就是要通过去中心化来避免这种影响。具体而言，任何控制超过采矿总量50%的实体或协作群体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些交易是有效的，并由此剥夺其他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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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这种集中现象，特别令人不安。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并监督金融机构，必要时会进行干预，而这种活动似乎与完全免受政府干预的加密货币梦想存在冲突。许多人认为，比特币和区块链会受制于严格的监管，美梦不一定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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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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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和比特币采矿网络所遇到的麻烦凸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加密货币、智能合同、强大平台以及其他近期数字化技术的兴起有关。我们在本章开头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公司是否会过时？我们正在更好地撰写智能合同，建立巧妙结合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网络，将强大的生产和创新工具民主化，那么，我们还能依赖工业时代的公司来完成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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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始至终都论及主题，由于数字化进展神速，人脑和机器、产品和平台正在以强大的方式进行组合和重组。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会支配甚至压倒核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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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相信并希望是这样。诚然，只要有在位者，就会有反对在位的哲学，但是，大萧条带来了混乱不公的感受，随后的复苏既缓慢又不均衡，使得这种哲学有了新的依据。许多人看到了大量证据，表明公司（特别是大公司）永远不可被信任，认为它们是剥夺和剥削的动力，与繁荣无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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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公司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是明确的，即所有事物去中心化。看起来，技术进步理所当然地使这一愿景得以实现。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的3D打印可以让个人制作任何物品，由此消除对充斥专用设备的大型设施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尼尔·格尔圣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等人提出的新生产愿景。[4]就许多作物的种植而言，大型农场可以用精确监控的微型容器来代替（见第10章）。加密货币和智能合同可以处理金融服务和其他信息商品（见第11章）。网络已经使信息和教育资源的获取日趋民主化（见第9章）。2012年，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表示：“在非洲，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孩子比15年前的美国总统获得的信息更多”，这种知识传播肯定会继续下去。摩尔定律将继续起作用，推动各种各样信息产品的价格下降、性能提升，其速度是计算机时代之前的历史闻所未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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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技术似乎支持着所有事物去中心化。那么经济学又会怎样呢？对于技术进步改变公司和其他的工作组织方式，经济学的理论和证据能说些什么呢？实际上，经济学能说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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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企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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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年仅26岁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发表了传世之作“企业的性质”。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市场真的很棒，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在公司内部发生？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这些被称为“公司”的稳定、层级化、通常是大型和官僚主义的结构中开展如此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所有人仅仅像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一样工作，仅仅在需要完成特定工作时走到一起，事成之后又各奔东西呢？实践中，经理人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日常业务中非常有效，毕竟公司随处可见。[5]如果市场份额是对一个想法是否成功的终极考验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市场这个想法本身就没有通过市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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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看出，在一个商法不发达、法庭羸弱，因此合同不被信任的环境中，一个纯粹的、原子式的市场是不起作用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公司？科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再次证明，凯恩斯关于过世经济学家有持久影响的论点是多么正确。“企业的性质”一文常被极客和技术专家引用。事实上，这几乎是他们提及的唯一一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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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频繁听到从事数字化业务的企业家、创新者和未来学家援引科斯的名字，这使我们倍感惊讶。但是我们可能不该这样想，因为科斯向这些人表明：他们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这些工作又可以如何重塑整个经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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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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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指出，选择企业或者市场，这本质上是一个使成本最小化的决策。事实上，它几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竞争总是淘汰成本较高者。企业的边界非常灵活，它可以大到容纳成千上万的人士，持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它也可以非常狭窄，让大多数人像独立承包商一样工作，他们持有或租用必要的设备，并且从别人那里买入或卖出产品和服务。因此，公司之所以必须如此庞大、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们通常能够以比纯粹市场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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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不是说市场超级有效率吗？科斯认为，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市场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往往产生较高的成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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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并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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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和决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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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个签订合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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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和执行合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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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能看出科斯为什么如此有影响，如此受极客喜爱了吗？数字化技术显然降低了许多导致企业支配市场的成本，它们可能会逆转这一局面，促使市场蓬勃发展。1987年，汤姆·马隆（Tom Malone）、乔安妮·耶茨（Joanne Yates）和罗伯特·本杰明（Robert Benjamin）发表论文“电子市场和电子层级”，该文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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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个人电脑时代已有近35年了，进入网络时代也已经20年，而且还经历了10年的智能手机时代。这些都是新颖而强大的工具，当它们结合使用时，尤其可以降低科斯提出来的成本。在许多方面，它们正在引领一场靠近市场、远离大公司的大转换。事实上，马隆、耶茨和本杰明等人预见了电子商务的兴起，甚至还预测到像Upwork和O2O平台之类的市场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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