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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年仅26岁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发表了传世之作“企业的性质”。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市场真的很棒，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在公司内部发生？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这些被称为“公司”的稳定、层级化、通常是大型和官僚主义的结构中开展如此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所有人仅仅像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一样工作，仅仅在需要完成特定工作时走到一起，事成之后又各奔东西呢？实践中，经理人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日常业务中非常有效，毕竟公司随处可见。[5]如果市场份额是对一个想法是否成功的终极考验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市场这个想法本身就没有通过市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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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看出，在一个商法不发达、法庭羸弱，因此合同不被信任的环境中，一个纯粹的、原子式的市场是不起作用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公司？科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再次证明，凯恩斯关于过世经济学家有持久影响的论点是多么正确。“企业的性质”一文常被极客和技术专家引用。事实上，这几乎是他们提及的唯一一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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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频繁听到从事数字化业务的企业家、创新者和未来学家援引科斯的名字，这使我们倍感惊讶。但是我们可能不该这样想，因为科斯向这些人表明：他们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这些工作又可以如何重塑整个经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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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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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指出，选择企业或者市场，这本质上是一个使成本最小化的决策。事实上，它几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竞争总是淘汰成本较高者。企业的边界非常灵活，它可以大到容纳成千上万的人士，持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它也可以非常狭窄，让大多数人像独立承包商一样工作，他们持有或租用必要的设备，并且从别人那里买入或卖出产品和服务。因此，公司之所以必须如此庞大、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们通常能够以比纯粹市场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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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不是说市场超级有效率吗？科斯认为，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市场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往往产生较高的成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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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并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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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和决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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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个签订合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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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和执行合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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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能看出科斯为什么如此有影响，如此受极客喜爱了吗？数字化技术显然降低了许多导致企业支配市场的成本，它们可能会逆转这一局面，促使市场蓬勃发展。1987年，汤姆·马隆（Tom Malone）、乔安妮·耶茨（Joanne Yates）和罗伯特·本杰明（Robert Benjamin）发表论文“电子市场和电子层级”，该文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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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个人电脑时代已有近35年了，进入网络时代也已经20年，而且还经历了10年的智能手机时代。这些都是新颖而强大的工具，当它们结合使用时，尤其可以降低科斯提出来的成本。在许多方面，它们正在引领一场靠近市场、远离大公司的大转换。事实上，马隆、耶茨和本杰明等人预见了电子商务的兴起，甚至还预测到像Upwork和O2O平台之类的市场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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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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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远离大公司的趋势明显，但它们的消亡根本就看不出来。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大公司日趋成为主导。美国经济既产生最多的数字化技术，也最为频繁地使用它们。所以，如果极客对科斯的解读正确，大公司会趋于式微的话，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公司集中度在提高，在大多数行业中，越来越多的销售和利润归于数量越来越少的大公司。例如，《经济学人》杂志研究了美国893个不同行业，结果发现，从1997年到2012年，前4位大公司收入的加权平均市场份额从26%上升到32%。正如我们在2008年所写的，信息技术使竞争更加“熊彼特化”，也就是说公司能够迅速扩张，获得主导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也使新进入者更容易取而代之，增加市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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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经济越来越趋数字化，而大公司却在增大，而非缩小？可能是有利于市场的数字化工具还没有广泛传播，或者仍不成熟。如果是这样，那么加密货币、区块链、智能合同和其他创新技术可能就刚好是实现科斯论证的极客愿景所需要的。至于我们所讨论的DAO和比特币/区块链基础设施描述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位“年轻巨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痛苦。如前所述，我们倾向于高估新技术的短期潜力，而低估其长远利益。而且我们认为，人们很容易低估新的分布式分类账及其同类。不管中本聪是谁，他（她）的确给世界带来了强大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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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是这些还不够强大，还不足以把公司推倒，甚至不足以显著降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为了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回顾科斯的工作，但不能停在那里。相反，我们需要了解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后续见解，而科斯就是该学派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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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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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为什么经济活动是这样组织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例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和公司为何是这样组合起来的。它经常被称为企业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要分支，其中已有三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科斯在1991年率先垂范，2009年，他的学生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也获此殊荣，同时获奖的还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8]最近一次，也就是第三次获奖的学者是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获奖时间是2016年。毫无疑问，你会从该学派的名称推测交易成本非常重要，当市场的总交易成本较低时，它们就胜过层级制的企业，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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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阐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所有见解，其真知灼见太多了。相反，我们想把精力集中在其中一个方面，它对于理解大众持有的新型强大数字化技术的影响尤其有帮助。我们从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入手：与层级制的企业相比，市场的生产成本往往低一些，但协调成本则要高一些，在这里，生产成本指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协调成本指设置生产并保持其平稳运行的全部相关成本。本书讨论的各种技术是降低成本的重要因素，在降低协调成本方面尤为明显。不难看出，在一般情况下，搜索引擎、廉价的全球通信网络，以及免费、完全和即时的信息产品经济都会降低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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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随着协调成本的下降，市场的相对劣势缩小了，因此将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正如汤姆·马隆和他的合作者预测的那样，这意味着市场会被用得更多，而企业则被用得更少。这正是我们在某些重要方面所看到的。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改善和传播，外包、离岸外包、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分拆企业”的行为也大大增加。很明显，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正在进行，它拿走了原本在单一企业层级结构中进行的许多工作，并将其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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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业仍在明显走强，在许多方面，它们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法则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但它需要被“现代化”。自从“企业的性质”一文面世以来，已经有长达80年的研究建立在科斯的发现之上并加以发扬光大。一味继续依赖它，就有点像把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19世纪中叶的工作当成遗传学的终极话语，并因此无视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DNA的发现，以及后面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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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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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诸多阐述中，与本章内容最为相关的是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的概念。桑迪·格罗斯曼（Sandy Grossman）和奥利弗·哈特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问道：“公司所有者持有哪些非所有者不能持有的权利？”他们推理指出，所有权仅在合同不完全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了一座建筑物、一台机器或一种专利的每一种可能用途，那么把合同一方标注为该项资产的“所有者”将不会带来额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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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合同不完全时，所有者就拥有剩余的控制权，即他们可以使用资产去做合同内容之外的任何事情。[9]如果合同中没有规定可以给汽车涂什么颜色，或者没有规定何时更换汽油，又或者没有规定是否更换音乐系统，甚至没有规定是否可以将其以1美元卖给街上的一位小老太太，那么作为业主就有权做出这些决定。哈特深入研究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组特别有影响的论文，包括与约翰·摩尔（John Moore）的合作论文[10]及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的合作论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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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支持把所有事物去中心化的人士可能会追问，为什么要假设合同总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努力试一次，说不定就可以成功撰写出一份完全的合同。实际上，合同各方也许能够针对一部汽车（或其他资产）写出完整的一套角色、权利、责任和奖励，无论汽车会发生些什么，或者合同各方会发生些什么。如果这样一个完全合同真的有可能，那就不会有剩余控制权，当然也就不用在乎谁拥有汽车。本质上，这正是原先假设DAO能够做的，即是说，每一项未来的决策都可以通过一个全面的合同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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