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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阐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所有见解，其真知灼见太多了。相反，我们想把精力集中在其中一个方面，它对于理解大众持有的新型强大数字化技术的影响尤其有帮助。我们从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入手：与层级制的企业相比，市场的生产成本往往低一些，但协调成本则要高一些，在这里，生产成本指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协调成本指设置生产并保持其平稳运行的全部相关成本。本书讨论的各种技术是降低成本的重要因素，在降低协调成本方面尤为明显。不难看出，在一般情况下，搜索引擎、廉价的全球通信网络，以及免费、完全和即时的信息产品经济都会降低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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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随着协调成本的下降，市场的相对劣势缩小了，因此将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正如汤姆·马隆和他的合作者预测的那样，这意味着市场会被用得更多，而企业则被用得更少。这正是我们在某些重要方面所看到的。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改善和传播，外包、离岸外包、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分拆企业”的行为也大大增加。很明显，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正在进行，它拿走了原本在单一企业层级结构中进行的许多工作，并将其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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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业仍在明显走强，在许多方面，它们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法则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但它需要被“现代化”。自从“企业的性质”一文面世以来，已经有长达80年的研究建立在科斯的发现之上并加以发扬光大。一味继续依赖它，就有点像把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19世纪中叶的工作当成遗传学的终极话语，并因此无视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DNA的发现，以及后面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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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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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诸多阐述中，与本章内容最为相关的是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的概念。桑迪·格罗斯曼（Sandy Grossman）和奥利弗·哈特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问道：“公司所有者持有哪些非所有者不能持有的权利？”他们推理指出，所有权仅在合同不完全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了一座建筑物、一台机器或一种专利的每一种可能用途，那么把合同一方标注为该项资产的“所有者”将不会带来额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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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合同不完全时，所有者就拥有剩余的控制权，即他们可以使用资产去做合同内容之外的任何事情。[9]如果合同中没有规定可以给汽车涂什么颜色，或者没有规定何时更换汽油，又或者没有规定是否更换音乐系统，甚至没有规定是否可以将其以1美元卖给街上的一位小老太太，那么作为业主就有权做出这些决定。哈特深入研究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组特别有影响的论文，包括与约翰·摩尔（John Moore）的合作论文[10]及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的合作论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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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支持把所有事物去中心化的人士可能会追问，为什么要假设合同总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努力试一次，说不定就可以成功撰写出一份完全的合同。实际上，合同各方也许能够针对一部汽车（或其他资产）写出完整的一套角色、权利、责任和奖励，无论汽车会发生些什么，或者合同各方会发生些什么。如果这样一个完全合同真的有可能，那就不会有剩余控制权，当然也就不用在乎谁拥有汽车。本质上，这正是原先假设DAO能够做的，即是说，每一项未来的决策都可以通过一个全面的合同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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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实践中，完全的合同是不可能的。世界是个复杂之地，未来的大部分不可知，我们人类的智力也有限。这些考虑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完全合同难上加难，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商业场景，实际上都不可能撰写一份根本不需要所有权的完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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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这意味着当两个人一起从事某个项目，并且其中一人拥有生产所需的机器或工厂之类的必要资产时，所有者一方就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提出新的创意，可以增加机器的产出，那么所有者一方就可以付诸实施，无须进一步商讨。相比之下，非所有者一方则需要所有者的许可。这种情况就给所有者带来了坚持削减额外产出之类的讨价还价能力。交易成本经济学称之为“敲竹杠问题”。这样一来，所有权影响了创新的激励，无论是新产品创意等大创新，还是更好的库存分类等小创意，结果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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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要点在于通过改变所有权来改变激励因素，因此也改变结果。与那些自有资产的独立承包商相比，使用他人资产工作的员工有着不同的激励。这是企业边界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设计高效率的公司、供应链或整个经济体时，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安排资产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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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企业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合起来一起撰写完全合同，让合同写清楚所有可能的情况，即现实世界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然后规定谁该做什么，谁又能得到什么。实际上，公司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它代表一种预先确定的方式，确定谁来执行剩余控制权，管理层代表公司所有者开展这项工作；它还预先确定谁该获得回报，这涉及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所有者，但也可能是其他拥有讨价还价能力的人，[12]在所有合同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会参与相应的价值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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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保证这个安排会很管用。管理层可能优柔寡断、无能、腐败，或者犯错，股东们可能血本无归。但企业仍因管用而存续，而且也的确管用，部分原因在于它解决了困扰市场的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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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上加难的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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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本章较早时讨论的比特币、区块链、以太坊和DAO的最新问题。从一开始，区块链的设计原则就是尽可能去中心化及不可控制，这意味着它最终是反层级结构的。但是，对于那些热情的支持者来说，如果区块链朝着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例如它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运营，那么他们能求助于什么呢？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情况与加密货币和分布式分类账的原始愿景截然相反。但是对于原始的比特币爱好者来说，他们也几乎不可能改变现状或回到从前，这就像一小群交易者想改变整个股票市场趋势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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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比特币和区块链程序员已经分裂成两个彼此对抗的阵营，也没有任何一种正式或非正式权力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一旦他们的成果越来越受制于一个威权政府，而且它有着大量技术和市场干预记录，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将整个区块链结合在一起的合同是完全由代码写成的，也是由数学支持的，它没有具体说明当采矿网络在地理上太过集中时应该做些什么。一旦这种合同的不完全性变成明显问题，其所有者将毫无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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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的问题更加严峻，因为它明摆着要同步成为100%去层级和100%完全的合同。其成员签约加入社区，把资金投入一个在线环境，所有决策都由大众做出，没有监督、审查或追索，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层级结构、管理措施或所有权集中化。只有一个分布式的区块链和代码体系，它收款、接受项目方案、计算项目方案的投票结果，然后根据计算结果分配资金。DAO明确表示，不会对决策及其结果进行二次推测。所以，它把1/3的以太币发送给一位匿名黑客，这也是完全合同之下的合法结果。2016年7月，DAO发布置于以太坊软件之中的硬分叉，解除了黑客的工作。然而，这个分叉也激怒了加密货币社区的许多成员，他们把它看成一位所有者做的事，而以太坊的要义不仅是没有所有者，更根本的是它不能被拥有。以太坊社区遂一分为二。一些人熟谙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的现实，他们可能已经预见了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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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技术基础变得多么稳固，像DAO这样完全去中心化、纯粹基于大众的实体能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吗？对此，我们两人持悲观态度。它们根本无法处理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问题，而公司则授权管理层负责所有未明确赋予其他方的决策，从而化解难题。智能合同是个有趣、强大的新工具，它们将有可用之处，但并没有解决公司之所以存在的根本问题。公司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功能完整的完全合同不可撰写，这与合同的执行难度或执行成本没有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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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来的技术最终能撰写完全的合同吗？有一些技术可以提供帮助。例如，我们在物联网上看到传感器越来越普遍，因此有可能监测大量的行动和结果。电脑能力业已增强，这有助于针对未来的多种结果进行决策的模拟、选择和存储，网络可以将所有这些数据和信息汇聚到中央结算场所进行裁决。但是，电脑不仅使得一方能够快速预期结果，也使得其他各方能够考虑更复杂的可能性。于是机器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红皇后，必须越跑越快，才能跟踪到出现的所有偶然事件。最终，合同可能仍然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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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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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所以存在，还因为它们服务于其他一些经济和法律职能，如果世界仅仅由自由职业者组成，而他们又不断撰写合同以便在一起工作，那么这些职能就难以做到反复一致。公司被假定为无限期存续，这使得它们适合长期项目和投资。它们还受一整套成熟法律的管制，这些法律内容繁多，适用范围因人而异，为各方提供了可预见性和信心。因此对于许多业务而言，公司仍然是首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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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在数字化技术影响最大的那部分经济体，即使机器、平台和大众在那里走得最远，我们仍然随处可见经营良好的老牌公司。毫无疑问，它们当中有许多正在做一些与50年前或100年前规范不同的事情。爱彼迎、Uber和ClassPass等平台公司的合作对象并非一小部分稳健的老牌公司，而是大型、流动的人员和组织网络。老牌公司正试着放低身段，使某些类型的合作伙伴能够进退自如，与它们开展业务往来，这引发了“按需经济”的概念。其他公司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区块链、智能合同等极端去中心化的技术来提供价值。但是，它们几乎都是在非常传统的股份制公司结构中追求这些激进目标，而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了4个多世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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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访问过这些公司，对它们表面上的正规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都有员工、职衔、经理和高管，都有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很少有纯虚拟的组织，相反，它们有实体办公空间、办公桌和会议室，可能还有大电脑屏幕、桌球台和乒乓球桌，还有比我们在职业生涯中看到的很多其他公司都要好的附加福利，如免费小吃和餐点等，但是，这些是主要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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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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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的企业组织当中，经理人一直是最受非议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总是负面的，美国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和电视连续剧《办公室》（The Office）都是证明。经理人被视为一群笨蛋，毫无价值，而且消磨员工的工作热情，浪费他们的时间，挫伤他们的雄心壮志。许多人望眼欲穿，期待有足够的电脑和网络出现，把中层管理者的文件递送和报告功能自动化，到那时，需要他们的地方就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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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经理人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约为12.3%，但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4%。而且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其他的工作在本质上变得更加“像管理”了。2015年，经济学家戴维·戴明（David Deming）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研究论文，该文分析了198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经济对不同技能的需求。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认知和体力两个方面的常规技能需求在此期间大幅下降，原因如本书第1章所述，人脑和机器的标准伙伴关系此时正在整个经济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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