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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特林-温斯洛普公司选用的是化合物是萘啶酸，从而顺利进入了临床。由于萘啶酸在尿中浓度很高，所以1962年，本品开始以治疗泌尿道感染为适应证进行开发[4]，并于1967年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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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吡哌酸（pipemidic acid）、喹酸（oxolinic acid）、中西诺沙星（cinoxacin）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上市。萘啶酸、吡哌酸等是第一代喹诺酮类药物，药效中等，多用于泌尿道感染。我国也于1979年仿制成功萘定酸，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山东新华制药厂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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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新药发现史 [:170055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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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碳原子的差别：诺氟沙星与环丙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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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日本杏林制药公司（Kyorin Seiyaku Kabushiki Kaisha，Kyorin）申报了诺氟沙星（norfloxacin，氟哌酸，那氟沙星）的专利：把氟原子链接到喹诺酮环，在4-喹诺酮（4-quinolone）结构的6位上加上一个氟（F）后，增加了脂溶性，增强了对组织细胞的穿透力，大幅增强了抗菌效价。杏林制药公司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市场独家授权给美国默克公司，允许其用Noroxin为商品名销售诺氟沙星。1986年，美国FDA批准了诺氟沙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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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诺氟沙星的毒性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但氟喹诺酮抗菌性强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制药企业纷纷跟进研究氟喹诺酮类化合物。很快，10 000多种类似的化合物被合成出来，20世纪80年代至今，先后有70余种喹诺酮类药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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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诺氟沙星是第一个氟喹诺酮药，但其表现远不如第二个：拜耳公司的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拜耳公司当时采取了这样一种战略：它只针对诺氟沙星进行改进，仅增加一个碳原子，使产物环丙沙星比原结构对革兰阴性菌抗菌效价增加2~10倍，对革兰阳性菌抗菌效价增加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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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拜耳公司公开了环丙沙星体外抗菌性的结果。1987年，口服剂型环丙沙星正式上市，到了1991年，注射用环丙沙星也推向市场。2001年，环丙沙星销量达到20亿欧元，占到拜耳公司34%的利润。2004年专利过期后，本品仍能为拜耳公司带来2亿美元收入。因环丙沙星效果好，我国天津制药厂、太原制药厂和上海第二制药厂很快仿制成功，并于1991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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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光体的差别：氧氟沙星和左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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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氟沙星（ofloxacin）是日本第一株式会社（Daiichi）仿制那氟沙星，比那氟沙星增加了一个甲基和一个甲氧基，1982年本品申报欧洲专利。美国的专利权益和市场权益由强生公司的分支麦克内尔-杨森（Ortho-McNeil-Janssen）公司负责，作为一个广谱抗生素于1990年被美国FDA批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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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氧氟沙星（levofloxacin）是氧氟沙星的左旋光学活性体，由日本第一制药株式会社于1987年申报专利。它把欧洲市场交给赛诺菲-安万特（Sano fi-Aventis）公司，美国市场仍与麦克内尔-杨森公司合作。它的日本商品名Cravit，欧美商品名Tavanic，于1996被美国FDA批准其上市。2004年，印度鲁宾制药（Lupin Pharmaceuticals）申请仿制品上市，但美国专利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根据专利期恢复法法案（Waxman-Hatch Amendment），认为其中包含了创新性的有效成分，而给予其5年的专利延长期。双方一度打起官司，但最终强生公司获胜。2003年，氧氟沙星给强生公司带来3000万美元的收入，而左氧氟沙星带来了接近10亿美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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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12年，强生公司面临3400起诉讼，患者称左氧氟沙星损害了肌腱，要求赔偿。在最初的4起诉讼中，强生3起获胜，为后来的赔偿和解协议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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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证明，左氧氟沙星的某些盐类的水溶性更大，是左氧氟沙星的10～15倍，对光、热的稳定也更好，更易做成注射剂型，同时也可避开知识产权纠纷，所以，我国浙江新昌、北京双鹤和江苏恒瑞等药业公司先后以乳酸盐、甲磺酸盐和盐酸盐的形式于1997—1998年将其研制成功并首先获准上市。2009年，由上海药物所开发的安妥沙星（antofloxacin）口服制剂由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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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应用中发现的副作用风险，喹诺酮类药物中的很多药物，不但每一代中的喹酸、中西诺沙星，就连后来上市的加替沙星、替马沙星、格帕沙星、司帕沙星和曲氟沙星等药物，都因有风险被撤市或严格使用。抗生素的滥用导致细菌耐药和患者健康损害，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医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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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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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芥的发现开辟了抗肿瘤药物的新领域。1951年，简·库克·赖特（Jane Cooke Wright）发现甲氨蝶呤（methotrexate）对乳腺癌有效。这是第一个临床治疗固体肿瘤的药物。1956年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NCI）的罗伊·赫兹（Roy Hertz）和李敏求又发现它对其他妇科肿瘤（如绒毛膜癌）和恶性葡萄胎也有效。1960年，赖特等人发现它对蕈样肉芽肿也有效。另外，约瑟夫·伯奇纳尔（Joseph Burchenal，1912—2006）与宝来威康公司的乔治·希钦斯、格特鲁德·埃利恩（Gertrude Elion）发现了6-巯基嘌呤这一抗白血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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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詹姆斯·霍兰（James Holland）、埃米尔·弗赖雷克（Emil Freireich）和埃米尔·弗赖（Emil Frei）假设，肿瘤治疗应当与结核治疗一样，采取多种药物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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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甲氨蝶呤、长春新碱（vincristine）、6-MP和泼尼松（prednisone）联用，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疗法被称为POMP疗法。在随后的临床中，这种疗法又被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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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NCI的文森特·T.德维塔（Vincent T. DeVita）和乔治·卡内洛斯（George Canellos）开展研究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方法，后来建立了氮芥、长春新碱、甲基苄肼和泼尼松联用的MOPP疗法。甲基苄肼（procarbazine，商品名为Matulane）是一个针对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和某些特定脑瘤的药物。它与氮芥同归于烷化剂一类抗肿瘤药，在肝脏代谢，并且可以抑制单胺氧化酶（MAO）。本品于1969年被FDA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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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大学的查尔斯·海德尔伯格（Charles Heidelberger）在研究肿瘤疗法时，请罗氏公司新泽西研究机构的罗伯特·杜斯切斯基（Robert Duschinsky）和罗伯特·施尼策尔（Robert Schnitzer），把氟原子加入尿嘧啶。后者于1957年合成了氟尿嘧啶（fluorouracil）[5]，可以抑制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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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尿嘧啶的发现，启发了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和凯瑟琳·休森（Kathleen Hewson）领导的NCI的南方研究中心，他们合成了亚硝基脲类抗肿瘤化合物。一开始，蒙哥马利和休森希望开发2-氟腺苷（2-fluoroadenosine），用于治疗肿瘤。但发现有毒性作用，于是进一步修饰，得到了磷酸氟达拉滨（fludarabine phosphate），并于1968年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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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学家梅浜夫（Hanao Umezawa，1914—1986）发现过多个抗生素和酶抑制剂。他于1937年获得医学学位。在“二战”中作为军医参战，战后在东京微生物化学研究所，致力于抗生素的研究。这导致他在1956年发现卡那霉素（kanamycin）。这是一种蛋白质生物合成抑制剂，用作抗生素。但细菌中产生一种破坏卡那霉素的酶，则可变为抗性株。卡那霉素抗性的质粒经常被作为选择基因或标记基因用于分子克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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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浜夫在1960年左右研究稻瘟病时，发现了农药抗菌剂春雷霉素（kasugamycin）。1965年，他在培养轮丝链霉菌（streptomyces verticillus）时，从培养液中发现了博来霉素（bleomycin），并发现有抗肿瘤特性。1966年他发表了相关文章。1969年，日本化药株式会社（Nippon Kayaku）把博来霉素推向市场。在美国，于1973年由百时实验室公司（Bristol Laboratories，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一部分）推向市场，商品名为Blenox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