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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吕璐把自己和其他处境更不稳的人相比，她认为“社会（指的是有关部门，或民间团体）应当开设一个单位，专门救这些人。像我还好，能出去工作，还能挣口饭吃。有好多人都干不了工作，无法谋生。”大概是这样的比较在促使她去行动而不退缩，去抗争而不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她不接受精神病的悲观论调，用她自己这个“病人”的话来说“得病又不是偷鸡摸狗的，干什么不正当的事”。和其他人的比较，让她依稀看到了重新开始工作的可能性，从而改变了“病人”在通常人眼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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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外边”或“在里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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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眼里，住精神病医院是“在里边”，她选择“在外边”的生活。一位病友对她说：“住院的这些患者，他们还有人生吗？他们还有成功与失败吗？”她说：“这话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在外边比住院强。”随即她又马上想到了在外边生活其实并不容易，说道：“住院起码有人管、有规律的……”但最终，她还是希望自己积极向上、克服困难、面对人生、不屈服于“病”所带来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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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五）社会整体和个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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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个案来看，对社会行为者个人体验的分析是在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但是这个方法论立场并不意味着，每个人，不管得了哪种精神疾病，都必须参考社会情况和社会整体来领会个人的体验，个人对疾病的体验、解释不一定要用全面的社会眼光进行剖析。在我们分析的个案中，“患者”和周围一些人自发地从心理社会学角度，考虑社会或政治背景下，不同的个人采用不同的因素来解释精神疾病。当时正逢改革开始，不同的个人会用不同的原因来解释病因或病情的发作，比如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对患者所产生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不分先后主次把吕璐体验中涉及社会方面的几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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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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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焦虑不安或气愤大部分和工作有关———单位不再录用她。而她对这段遭遇也没有太多的怨言（比如说单位本不该解雇她），也没有抱怨单位不负担她的住院费等等。在改革以前，单位并不只是西方社会所讲的用人单位，还是地方政治权利实体。改革之后，单位的功能和地位有了很大的转变，而吕璐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社会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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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经济和私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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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清楚她以后的工作单位是“私人的”，医疗保险不如从前。她也知道因为被原单位在三个月试用期满之前辞退，她没有资格享受单位物质补助。当被告知她的档案可以被“调走”时，她领悟到她不可能再回到原单位，她感到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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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很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若是在十几年前，工作单位几乎是终身制的，档案也将一直由单位保存，而她也不可能不服从毕业分配。档案记载有关个人历史的重要信息，无业或失业人员的档案关系挂靠在街道。她也曾经享受过改革带来的好处。她告诉我们，她在毕业时没有服从分配。她觉得自谋职业很正常。她最初在一家公司上班，没多久公司破产了（破产这一概念在改革前人们很少听说）。之后和陈某开了一家商店。提起陈某的另外一个新项目，她解释说他需要“资金投入”（需要面对的另一新“现实”）。她还告诉我们那家新找的私人企业给她的工资。她相信是市场经济造成了单位功能变化，最终影响了她的个人经历。当她感叹“这一辈子完了……也没合适的工作”时，她流露出了失望和气愤，虽然同时她理解并接受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在这方面令人深思的是，吕璐认为是购物中心经理直接造成了这一切，对制度问题却没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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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幻觉”中的时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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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幻觉好几次都带有时事色彩。当陈某试着安抚她说“我永远是你的避风港”，那时她的幻觉已经产生，她说“有国家安全局的人来抓我。”有一时刻，她以为出租车司机方某是总理的儿子。她还“记着跟邓小平打了一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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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幻觉或许和她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相关———“我对不起你啦”。她虽然知道这些仅仅是“幻觉”而已，但12个月后她还抹不去这部分记忆，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病发前她在时事方面的看法如何，但是这些幻觉中的时事色彩也许还是反映了她对过去“文革”影响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吕璐本人并没有让“幻觉”中的时事内容给她的“病”或社会康复过程增添一份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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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功和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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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以及一些超自然现象造成了她的另外一些幻觉。假如气功和“灵魂出壳”之类的现象不曾存在于她的文化范畴里，那么这两种感受也不会对她产生意义。当她希望由美国科研人员为她的父亲奇异的重现寻找科学的解释时，说明她对某种“现实”具有一定的意识，并在她的文化世界里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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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学知识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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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璐曾提及气功和超自然现象，而中医这个字眼在吕璐叙述中没有出现。事实上，特别在城市里，人们受中医理念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一旦患病后常被建议求治于中医，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精神病问题或精神分裂症只有中医才能“去根”不会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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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孩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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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在她的经历中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她想要小孩，但是陈某不答应。在流产后她用简单五个字就道出了她的痛苦和失望———“还是个男孩”。她的话里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以及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认识。在陈某的要求下，她不仅忍痛割爱放弃了她想要孩子的愿望，而且牺牲的“还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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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应该为无法自力更生的人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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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璐和一位病友的谈话说到“社会”上像她这样的人的将来问题。那次交流让她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她暗自思忖：“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人比我处境更糟，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短短几句话表达了她的“社会感”，这个社会整体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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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所有段落相比（表达她对购物中心经理、出租车司机、母亲、陈某等等的感想），吕璐几乎从来没有构思过社会文化整体这一主题。有些叙说清晰，有些暗指，而社会和文化整体往往是作为背景存在于不言明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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