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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急性期的治疗由医生护士完成；慢性期患者的康复训练在少数医护人员指导下，由各岗位上不同工种的非专业人员来做，因此，组织管理程序中第一件工作便是进行“岗位康复师（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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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患者建立康复病历、康复志和各岗位的观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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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治医师完成康复病历的书写及康复志的记录内容。各岗位的观察记录采用表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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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出一系列的康复管理常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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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患者的披戴胸牌上岗制度，经治医师的查岗制度，为患者申请上岗和下岗（病情波动或躯体不适请假等）的请示报告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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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心理社会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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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鼓励、奖惩制度，实行工资浮动，择优上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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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七、康复疗效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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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定岗职业康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精神分裂症全程治疗的一部分，因此，它属于治疗的范畴，因此，需对所做的工作进行疗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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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实施该项工作时，使用临床疗效判定及测量工具测量两种手段以评估定岗职业康复治疗对改善患者精神状态与提高劳动技能的效果。所使用的临床康复疗效的检查与评定标准（草案）；测量工具使用的是“住院精神患者康复疗效评定量表”和阴性症状评定量表。结果显示，住院定岗职业康复治疗能普遍地减轻患者的阴性症状严重程度，改善病情，同时，可提高患者的工疗能力和劳动技能。这些效果都是单纯药物治疗所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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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定岗职业康复，是目前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早日出院并得以全面回归社会劳动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应建立这方面的收费标准及具体保证组织实施的办法使住在医院里的慢性精神分裂症获得这种康复治疗后走出医院参加社会劳动就业，以使更多的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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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第八节 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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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精神病防治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村”建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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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历史发展，比起世界发达国家滞后了数十年；但近半个世纪发展速度大大加快。总结近百年历史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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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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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40周年纪念的1995年第28卷第3期，我们可从老前辈们的文章中知晓我国精神医学早期发展的艰难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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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代医学，对精神疾病早有记载，但多年的历史沧桑竟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专科。在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古老的、零散的精神病学在封闭的旧中国，无法与世界先进的精神医学接轨。没有信息，当然谈不上发展。直至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外国科技的飞速发展，才有人认识到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必要性。但精神医学发展的命运必然是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紧相连，并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息息相关。当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纷纷传入中国时，也给精神医学的发展与新的兴起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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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精神医学的引进，是从1897年广州芳村精神病医院的建院与1898年开院开始。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靠着洋人的力量来开办精神病院。这段历史不少老前辈至今历历在目。有的老前辈的记忆是“有一位叫克尔的外国医生于1872年在广州医院工作时就提出报告，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精神病院，以作为治疗患者和培养医生之用。几经周折，直到1891年，克尔自己出资买下一块地皮，到1897年成立了1所30张病床的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即芳村精神病院也即现在的广州精神病医院。也有的老前辈的记忆中“有一位美国医生名叫嘉约翰，他在1854年5月到广州博济医院当医生，曾任该院院长44年，他目睹了中国人用‘鬼缠身’解释精神疾病，用驱鬼方法治疗精神疾病的情景。而促使嘉约翰在中国创办精神病医院的宏愿与决心是：有一天嘉约翰在博济医院看门诊时，一对夫妇带着他们身患精神疾病的儿子来求住院治疗，当时的博济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不可能把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收进病房，嘉约翰只有婉言拒绝，劝他们回家治理。这对夫妇在绝望之下走出医院大门直奔前面的珠江口，忍痛将儿子推到珠江水中溺死。嘉约翰十分难过，于是在1872年于广州建一所精神病院，他经历了百般周折，于1892年在芳村购买了17亩土地，1897年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有30张病床的精神病专科医院，1898年2月8日这所被命名为惠爱医院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开始收容精神疾病患者……”克尔也好、嘉约翰也罢，中国的第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原来是洋人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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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天，我们所有的精神病工作者都应牢牢记住我们国家的精神医学发展的这个早期历史阶段，至今仅仅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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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非住院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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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41年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以北京安定医院的发展为例：北京安定医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北洋军阀时期的“北平市京师警察厅疯人收客所”。简称为“收容所”，当然是没有医疗和护理之谈。收容所里有的是铁窗、铁门和手铐脚镣，“病房”内阴暗潮湿，患者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而收容所的床位有限，不被收容者则流落街头或在家中被关锁。不久，收容所的名字又改为“北平市疯人院”，依然少有医疗，只有“看护”。患者兴奋躁动用些巴比妥类药物和溴剂以控制兴奋。当时私人开办的精神病院内有医生，可以开展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市疯人院”改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院”，把北京几个监狱、看守所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转到精神病院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精神病院中才开始渐渐地有了少数医生和护理人员。当时饱经战争创伤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在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中国新政府也和任何国家一样，先重视危及生命的躯体病：组织防治血吸虫病、驱除梅毒医疗队、预防治疗流脑、肝炎、痢疾、肺结核等，而精神卫生工作只能缓缓地跟在后面一步步向前走着。那时的精神病医院，依然是全封闭管理，少数医生在那里开展些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重复着现代精神医学史上30年代———休克治疗年代陈旧模式，当时氯丙嗪靠进口，我国尚不能批量生产。国际上早在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就开始的“非住院化”运动的春风，如被挡着铜墙铁壁般吹不到中国，吹不到北京。当时的病房，真的和监狱差不多。患者住院先把眼镜、手表、现金、腰带等一切“危险”物品，私人用品由家属带走，病房内因怕被打碎而不敢挂上石英钟；怕被撕毁而不挂日历、月历……患者的衣食住行全由护士、护工一声呼喊来行动。自1898～1958年，60年的时光，精神病院在北京经历了从疯人收容所到精神病院的里程。至今，我们精神疾病工作者都牢牢地记着这段缓慢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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