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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41年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以北京安定医院的发展为例：北京安定医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北洋军阀时期的“北平市京师警察厅疯人收客所”。简称为“收容所”，当然是没有医疗和护理之谈。收容所里有的是铁窗、铁门和手铐脚镣，“病房”内阴暗潮湿，患者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而收容所的床位有限，不被收容者则流落街头或在家中被关锁。不久，收容所的名字又改为“北平市疯人院”，依然少有医疗，只有“看护”。患者兴奋躁动用些巴比妥类药物和溴剂以控制兴奋。当时私人开办的精神病院内有医生，可以开展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市疯人院”改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院”，把北京几个监狱、看守所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转到精神病院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精神病院中才开始渐渐地有了少数医生和护理人员。当时饱经战争创伤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在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中国新政府也和任何国家一样，先重视危及生命的躯体病：组织防治血吸虫病、驱除梅毒医疗队、预防治疗流脑、肝炎、痢疾、肺结核等，而精神卫生工作只能缓缓地跟在后面一步步向前走着。那时的精神病医院，依然是全封闭管理，少数医生在那里开展些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重复着现代精神医学史上30年代———休克治疗年代陈旧模式，当时氯丙嗪靠进口，我国尚不能批量生产。国际上早在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就开始的“非住院化”运动的春风，如被挡着铜墙铁壁般吹不到中国，吹不到北京。当时的病房，真的和监狱差不多。患者住院先把眼镜、手表、现金、腰带等一切“危险”物品，私人用品由家属带走，病房内因怕被打碎而不敢挂上石英钟；怕被撕毁而不挂日历、月历……患者的衣食住行全由护士、护工一声呼喊来行动。自1898～1958年，60年的时光，精神病院在北京经历了从疯人收容所到精神病院的里程。至今，我们精神疾病工作者都牢牢地记着这段缓慢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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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于国际10年后，1955年我国的精神病院也开始了组织患者参加工娱治疗，尤其在1958年，精神病院提出，“解除约束，走出医院大门……”的口号。此后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精神医学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随着抗精神病药的广泛使用，改变了精神病院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预后，人们宣告休克治疗年代的结束，化学治疗年代的开始，这在精神医学发展史上成为了划时代的里程碑。此后，中国的精神医学有了一段快速进步与发展：精神病院打开医院大门，各大中小城市都开展了社区精神病防治，由医院组织了工疗站。但是，正在精神病工作者们积极开展中国的非住院化与社区防治，以求与国际接轨时，在我国从1965年开始的那十年非常时期，精神病学术研究、临床发展和社区防治都处于了众说纷纭的无序状态，时光的流逝无情地剥夺了那一批年富力强的精神病工作者10年的时间。直至1978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吹到精神医学领域，国内外学术交流逐渐频繁，信息逐渐增多，精神医学开始了全方位地和国际接轨，显然这是我国精神医学辉煌发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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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康复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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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的兴起，使精神康复迅速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不少精神病工作者已清醒地看到：随着精神疾病治疗学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精神疾病的症状及时得到控制，患者在良好的医疗和周到的护理下，死于躯体疾病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致使精神病患病率逐年上升，慢性患者的绝对数目与日俱增，面对这一现实人们才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慢性病、残疾与康复治疗上来。于是在WHO的支持下，有些重点省市抢先一步，在城市、农村社区康复和住院患者的康复治疗上都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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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国家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态视重视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由“三部一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全国部分专家制定了精神病防治工作“八五”规划（1991～1995）、“九五”规划（1996～2000）、“十五”规划（2001～2005），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按步骤地在全国开展生物、心理、社会康复，提高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质量，这有可能成为精神医学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发展。医学得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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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二、我国建立“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村”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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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理学的发展与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应用，改变了精神疾病患者的预后，同时也改变了精神病院的面貌，因此而成为精神病学发展史上化学治疗年代开始的里程碑。但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观察到，精神药物虽对制约、改善精神病症状有肯定疗效，但对慢性期患者所表现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缺损与精神残疾无明显效果。这些患者的社会功能不同程度的下降，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如多数患者个人生活不能很好的自理、还有的不能担当家庭成员的角色职能和不能解决劳动就业，于是人们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寄望于精神康复治疗的各种技能训练上。精神康复治疗与各种社会技能训练的目的是为使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患者进入康复村生活、工作和劳动则是全面回归社会较好的过渡和可行的有效举措。可以说：康复村，犹如一个完整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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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一）我国精神疾病康复村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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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的《中国民政医学杂志》上就报告了延边精神病院院长李东根（等）教授的“慢性精神患者的康复村”，这篇文章的署名，除李东根院长和他本院的姜贞子之外，还有日本浅井病院的浅井邦彦和浅井俱子，可见这一举措得到了日本精神病学家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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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精神康复的根本宗旨就是使患者回到原来的状态，是以患者享有人类的全部权利为目标的，当前精神残疾康复的发展趋势是从住院康复向社区康复和家庭干预的方向发展。以此目的，延边社会精神病院首创了“就医、康复、就业、安置、结婚落户的慢性精神残疾患者自己管理自己的康复村”这一全面康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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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复村的条件和康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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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村的自然环境是座落在离延吉市15公里处的风景秀丽的郊区山上，有20顷森林地、13顷耕地、2顷果树地，房舍面积达1700平方米。他们把在延边社会精神病院治疗后病情稳定的无家可归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转到康复村，进行康复医疗。共有患者120名，年龄最大69岁，最小26岁，病期最长者达40年，病期最短3年。其中男性90名，女性30名，精神分裂症90名，占患者总数的75%。医患编制为0.11︰1，即120名患者只有13名工作人员，这13名工作人员中包括院长、司机、管理员和两名医生7名护理人员。他们充分发挥患者潜能，从经过康复病情好转的患者中选择职工助理员，分别让他们担任主管工疗、炊事员、清洁洗衣负责人，还有担任锅炉工、木工、理发员、售货员、保管员、保姆等，他们对这些岗位上的职工助理员实行月薪制（每月工资130～160元），对其他参加康复训练，岗位劳动者，发8～30元津贴费，对年高退休的职工助理员发给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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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村的经营方式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特长、性别和身体状况，适当安排固定工种，如种田、种菜、种植果树、饲养、炊事、清洁卫生、保姆等专业工种；对病情不稳定、残留症状明显者安排简单易做的农活，逐渐培养患者的劳动兴趣与自觉性，这样，使患者在集体劳动中获得较多的人际交往机会，犹如置身于一个小社会中。将康复工疗与患者就业结合在一起，办成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可生产粮食、水果、亚麻、木耳、肉蛋等各种工疗产品，这些产品，除自给自足之外，进入市场交易，他们1990年的工疗产品纯利润达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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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复村里生活和生产劳动的患者接受着药物、心理社会、工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使他们的精神症状得到改善、劳动能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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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复村的康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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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村，犹如一个小社会，可称为模拟社会，因此患者在这里可以根据病情享受医疗监护，同时，采用心理社会干预的原则，组织他们进行劳动技能训练、劳动就业、生产产品，进入市场交易，从中获得集体和个人收入，要尽力让这些精神疾病患者享受正常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固定岗位劳动的患者可以拿到一份工资，同时，业余时间他们还有搞副业的自由，如上山采野菜到市场出售，卖得的钱可买回自己所需的日用品，他们通过商品交换懂得或恢复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同时也学会或恢复了使用货币的技能。他们的康复村有小卖部、供销社、也有主体活动场所，使患者置身于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小社会中，他们关心和干预患者的恋爱、婚姻、家庭，帮助患者恋爱，条件相当者促成婚姻，并干预其生育，结婚组成家庭的患者给予他们独立的房屋称为“落户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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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这个首创的集医疗、康复、就业等全面康复的康复村，开始于1963年的一个工疗基地，他们不断充实、发展，也接受过很多国内外同道者的参观，受到好评、得到了肯定，为我国的精神病社区康复提供了创新性的有益参考。也为在我国建立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村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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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二）建立精神病康复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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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精神病康复村是目前我国广大精神疾病患者的需求 我国现在处于改革开放的激流勇进之中，市场经济，外来先进技术的冲击与挑战，农村、城市都出现劳动力过盛，精神病患者的劳动就业问题就更难以解决。加上精神疾病患者病愈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环境适应不良和社会功能缺损，使他们降低和失去了和正常人的竞争能力。我们在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心理咨询站得到的一份调查资料：经过住院治疗，精神病已缓解的107例患者，他们的年龄多在35左右，多数为精神分裂症，他们多未婚，没有职业而靠年迈的父母生活，他们其中有的有工作单位，但得病后被辞退或拿最低生活费而在家待业。由于目前社会对精神病存有的偏见和歧视，使他们很难与人相处。其中有的是大学文化，保留有较好的劳动技能，到超市求职被录用，但一旦知道是精神疾病患者立即被辞退。这对患者的精神打击是极大的。如果北京有一个像延边那样的精神康复村，这位患者表示她肯定去那里找份合适的工作，她还补充说：那样，周围同事都和自己一样得过精神病，谁都不歧视谁，首先有个精神上的宽松环境。显然，成立康复村作为患者全面回归社会的桥梁和过渡是必要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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