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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几乎是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手术居然获得了成功，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布莱洛克的幸运，还是那个叫撒克逊的患儿的幸运，抑或是整个时代的幸运。该手术的确立，使许多严重的心脏畸形获得了足够的肺血流，改善了患儿生存质量。那些不幸的孩子终于不必再任由死神蹂躏了，救命的曙光似已在天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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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术虽然没有改变心脏的畸形，但由于增加了肺的血供，从而使患儿的青紫情况明显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也得以极大提高。在当时普遍认为“先心病等于没救”的情况下，其震撼效果可想而知。到1949年，已有一千多名符合手术条件的儿童接受了B-T分流术，心血管外科以无可辩驳的益处迅速推广。当布莱洛克和塔西格提倡的原则被医学界确切接受时，心脏外科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外科医生承认，正式成为现代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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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冰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脏外科，终于破土而出。原来心脏并不是脆弱得不允许任何操作，走出比尔罗特的“魔咒”似乎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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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实德国医生埃米尔·卡尔·弗赖（Emil Karl Frey）已在1938年更早的时候完成了该手术，不过其发表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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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2 冷冷的心，沸腾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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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塔西格、布莱洛克和托马斯等人的故事后来被导演约瑟夫·萨珍（Joseph Sargent）拍成了电影《神迹》（Something the Lord Made，又称《天赐良医》），于2004年，即该术式创立六十周年之际上映。影片艺术地再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性命堪忧口唇青紫的患儿，在分流建立之后即转为粉红。需要指出的是，该片中托马斯的贡献被大大地加强了，他成了贯穿影片始终的关键人物。这一处理从艺术创作上来说无可厚非，但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读者朋友们应该清楚，塔西格才是这一事件真正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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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顿·阿瑟·库利认为，1944年11月29日第一例B-T分流手术的成功，是心脏外科的正式开端。然而历史终究是要由人来解读的，我们是否可以将1896年德国医生雷恩成功地进行心脏外伤的缝合当做心脏外科的开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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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这种不易厘清的争议不说，显而易见的是，那种被动的偶发的对心外伤的处理，跟后来常规进行的计划内的心脏外科手术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以普通人的常识来说，心脏受了外伤，而能活着被送到医院接受救治，这种事显然不会是医生经常遇到的情况。倘若这种病例一直是这样偶然零星出现的，恐怕外科医生很难在这方面积累足够的经验，更别说总结出有普遍适用性的医学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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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制造的杀戮与伤痛，却为后来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输血的技术在这期间逐渐成熟，对大量外伤性休克的救治促成了布莱洛克休克理论的完善。我们不难想见，这一时期心脏外伤也一定会集中出现，那么，对这些心脏外伤的救治是否也会对心脏外科的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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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德怀特·埃默里·哈肯（Dwight Emary Harken, 1910—1993）看来，这种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哈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二战”期间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在跳动的心脏上取出弹片的方法，他也成了第一个连续为134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取出心脏弹片的外科医生。令人称奇的是，这其中并无一例术中死亡。相比于半个世纪之前德国外科医生雷恩对心脏外伤进行救治的术后存活率，100％VS40％，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差距体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医学水平的整体进步。哈肯对决雷恩，这种比较不是无厘头的关公战秦琼，输赢不只属于他们个人，更属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的发展绵延不断，医学史亦如是，笔者未能将这五十年来种种细微的进步全部呈现，仅截取了这样两个有代表性的切面，只好委屈其余前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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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哈肯为代表的那一时期外科医生的贡献，为现代心脏外科的诞生和发展做了重要的前期铺垫，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前期工作简直就是B-T分流术得以确立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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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尔罗特的“魔咒”好像仍然在起作用，一直到B-T分流术确立为止，外科医生的手仍只能停留在心脏之外，无法打开心脏进入其内部进行确切的修复。心脏的外壁仿佛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解剖壁垒，阻挡着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于是，每天仍有大量的病人因为某些心脏疾病而在绝望中死去。真没有办法让手术刀进入心脏内部纠治病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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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美国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 1852—1922）提出了著名的无血术野手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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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充分的暴露、仔细的止血才可以给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使他们可以在手术台上清晰地思考，有序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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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外科雷打不动的金科玉律。然而对维持机体的生命来说，对心脏完整性的任何损害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面对跳动的心脏，涌动的血流，如何才能安全地打开心脏外壁，又没有血流的干扰呢？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当时绝大多数外科医生敬而远之。只有那些具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和勇气的人，才会思考如何突破这层解剖壁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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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哈肯在内，许多心脏外科的先行者为纠治心脏问题，发展出了富有创造性的闭式手术方法。但这毕竟是通过心脏之外的途径去试图处理心脏内部的结构，很有一些隔山打牛的盲目。缝合的效果医生根本看不到，只有靠手指尖在里面才能大致感知，不知道得有多少手指在那个时期被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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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这一系列方法并不可靠。初期的手术死亡率很高，虽然在后期死亡率开始下降，也确实有很多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而获得了改善。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这种不乏粗糙且危险的尝试，注定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如今这部分术式基本都已被临床淘汰了，但这些探索者的足迹不应该为后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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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现代心外科的发端是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重要背景的，没有基础医学的发展和诊查手段的进步，时代就不会产生心脏外科发展的需要。试想如果人们干脆不曾认清某些疾病的本质，又何谈正确的治疗呢？这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呼唤着那些不甘平庸的人们迎难而上。威尔弗雷德·戈登·比奇洛（Wilfred Gordon Bigelow, 1913—2005）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外科医生最终进入心脏内部进行手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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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洛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布兰登，其父为著名医生，创立了加拿大第一家私立医院，其母是一名助产士。1938年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比奇洛在多伦多总医院做了三年住院医生，1941年作为战地外科医生加入了加拿大皇家军团。“二战”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的比奇洛获得了血管外科医生的职位，1946年，多伦多总医院外科主任建议比奇洛到美国最负盛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修心血管外科。这是第一例B-T分流获得成功之后的第二年，布莱洛克的声望如日中天，能够到他手下去学习自然是一个极为可贵的机会，而正是这一机会改写了比奇洛的人生，使其在心脏外科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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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分流手术的成功引起了当时外科界的极大关注，世界各地许多优秀的外科医生纷纷前来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参观学习，这些学习者无不为手术之后的显著效果所震撼，比奇洛当然也不例外。不过，震撼之余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外科医生不能阻止血液流过心脏，在无血术野下直视操作，那他们显然将永远无法纠正或治愈心脏疾病”。所有人都清楚，B-T分流并没有真正彻底纠正患儿的心脏畸形，只是增加了肺的血供，使其青紫情况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得以提高。但心脏外科不会也不应该止步于此，那些先心病患儿等待的是对心脏畸形真正彻底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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