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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和比奇洛都仔细地寻找着第一例适合心内直视下修补房缺的病例，这一选择的意义对于这些开拓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理想的病例应该是年纪小的，其心内的畸形不太可能产生远期的不良后果。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提出临床试验设想，到最后获得合适的病例可以一拼高下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内心一定是极不平静的，那种混杂着兴奋与紧张的期待，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是多么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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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洛后来回忆说：“在选择第一个合适病例的过程中，我们更希望他是儿童或青少年。但我们工作在一家成人医院（多伦多总医院），没有儿童的病例，而且当时加拿大的医疗环境对心外科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番话流露出多少无奈啊。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扬名立万的机会，但由于国内保守的学术环境，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科或儿科的医生愿意为比奇洛推荐一个适合的病例。事实上，距离多伦多总医院不远，穿过一条街道就有一家儿童医院……这是比奇洛和刘易斯两个人对荣誉的争夺，似乎也是两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次比拼，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不过，此时机会的天平开始向刘易斯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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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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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理查德·维克（Richard Varco, 1912—2004）的转介使刘易斯获得了先机——他将为一个五岁女孩做心脏手术。这个女孩叫杰奎琳·约翰逊（Jacqueline Johnson），患有房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有杂音。这个孩子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反复生病（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多数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发育差，现在其心脏已经病态地增大。刘易斯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做手术，杰奎琳可能会同其他许多先心病患儿一样，很快就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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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52年9月2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台上刘易斯有两位助手，其一为转介者理查德·维克，另一位是克拉伦斯·沃尔顿·李拉海（Clarence Walton Lillehei, 1918—1999）。李拉海是刘易斯的同窗好友，在学生时代，他们共同度过了很多个烂醉如泥的美好日子。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如此重要的一个手术，怎能少了好友的相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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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躺在变温毯上，体温开始逐步下降，当其体温达到28℃时，其心率已经由原来的每分钟120次降低到每分钟60次。刘易斯开始打开杰奎琳的胸腔，阻断心脏的大血管，切开右心房，探查。谢天谢地，诊断无误，确实是个房间隔缺损。刘易斯开始缝合这个缺损……李拉海抬头望了一下时间，已经过去四分钟了，他不禁为自己的好朋友捏了一把汗，这个时间，如果是正常体温，脑细胞就已经开始死亡了。当刘易斯最后修补完房间隔缺损，开始关闭心房的切口，打开阻断的血管，重新恢复心脏跳动时，全部用时为五分半钟。刘易斯干净漂亮地完成了对该患儿心脏实质缺损的确切修补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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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这个幸运的孩子，在没有现代外科术后重症监护帮助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康复，并于十一天之后痊愈出院。她的心脏杂音消失了。随访三十三年后，患者健康状况良好，有两个孩子，甚至做过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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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心内直视下手术的成功，为人类最常遇到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提供了一个可治愈的方法，开启了心脏疾病治疗的新时代。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心外科同道的热情，甚至很多原本冷眼旁观的外科医生也跟着热血沸腾，他们纷纷采纳了这项技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运用直视下心内手术治疗了大量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多伦多和丹佛的治疗中心成了开展和使用这一技术的翘楚，并在婴幼儿的心内直视手术中报道了惊人的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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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暗战以刘易斯率先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但比奇洛并没有因落败而感慨“既生瑜何生亮”，反而为他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中被证明有效而感到十分高兴。不过，当刘易斯宣称自己是“破冰之举”（broke the ice）时，比奇洛忍不住要甩他一句“厚脸皮”（cheek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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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低温手段进行心脏手术的后继者中，又以亨利·施万（Henry Swan）的成就最为出众。他利用这一技术成功地开展了多项手术，并完善和发展了心肌保护和空气栓塞预防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心脏外科中的核心宗旨。总之，应用低温，直视下修复简单的心脏畸形，为发现并实施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提供了经验。尽管亨利·施万乐观且拥有远见，他还是清楚低温心脏直视手术在心脏外科的应用局限。当他试图修复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B-T分流只能缓解症状，而亨利·施万试图根治）时意识到，共存如此多畸形的情况下，是无法在中度低温流入道阻断八分钟的时限内完成修复的，甚至像室间隔缺损（其复杂程度在房缺之上，法洛四联症之下）之类的畸形，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更复杂的修复需要一种新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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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理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的病变接连遭遇失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许多外科医生开始对以现有的技术纠正更复杂的心内病灶变得谨慎。而作为低温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奠基者和实践者的比奇洛则相信，使用低温的时间可安全地突破几分钟的限制，延长到几个小时。为此他瞄上了土拨鼠，开始研究这种动物冬眠的秘密，试图获得某些启示，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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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3 廿载一梦，伟业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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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比奇洛等人的贡献为心脏外科发展史上带来了一个小高潮，但当他们试图挑战更有难度的复杂心内畸形手术时，却难以突破低温手段固有的时间限制，不少先行者纷纷在手术台上折戟沉沙。刘易斯就接连两次在低温下试图行室间隔缺损的修补手术，结果手术均告失败，两名患儿都死在了手术台上。连续的失败挫灭了刘易斯原有的激情，他放弃了进一步挑战高难度心脏外科手术的追求，从此心灰意冷。因此，同时代的很多人对心外科的发展前景再次悲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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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初为解决无血术野而进行的传统的体外循环研究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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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想到一个思路时，很可能不少人也已经想到了。约翰·希舍姆·吉本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体外循环之父，但早在他之前许久，已经有好多人提出过体外循环的设想，并进行过相关的初步探索。19世纪初，甚至有疯狂的学者跑到断头台前，用刚被执行过斩刑的人做试验，用自己的血去灌注死者的组织器官，以观察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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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又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涉足于此，他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74）。他1927年独自一人飞渡大西洋的壮举及对世界空邮事业的巨大贡献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提及他1931年曾在《科学》（Science）这本著名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创纪录的论文——题为《一个在封闭的恒压下使液体流动的装置》——仅有122字，堪称史上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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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的缘起，是其妻妹在1929年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瓣膜疾病，这在当时是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的。林德伯格曾多次询问心脏专科医师们，是否可用一种类似人造心脏的装置暂时替代自然心脏，然后切开心脏进行纠治。医师们对此毫无反应亦不作正面回答。有谁会在乎一个飞行员、工程师对如此重大医学事件的建议呢？更何况这一想法在当时看来就是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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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德伯格结识了当时已颇负盛名的亚历克西斯·卡雷尔教授（Alexis Carrel, 1873—1944）。卡雷尔觉得林德伯格的想法很有价值，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如何解决凝血、溶血以及感染等问题尚缺乏了解，所以建议暂时搁置人工心肺的研究，而先进行为器官移植而进行的器官灌注实验。因为器官自供体取出后，有时候不能立即植入受体，这段时间里如何保证离体器官的活性呢？该实验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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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卡雷尔教授自己正进行的多次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在其实验室工作的林德伯格却不负所托，研制出了当时最好的灌注装置，可以保存离体肾脏，使之能维持到移植为止。由于时代的限制，林德伯格用机械方法替代心肺功能的设想未能走向实践。为了人类的飞行事业不惜冒生命危险的林德伯格似乎不是一个容易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人，但在体外循环心肺机的问题上也遗憾地止步于设想而已，历史还在等待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