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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维护手术过程中电子设备的良好运转，李拉海雇用了巴肯来帮忙，巴肯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1957年的某一天，李拉海对他说：“你看，现在起搏器的作用是挺大，可它是靠常规交流电驱动的，我们病人移动的范围取决于电线的长度，要是去楼下做X射线检查，哪里有那么长的电线啊？你能想办法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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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起搏器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也差不多是美敦力公司起飞的节点。几个月以后，李拉海就看到了出自巴肯之手的世界上第一台可移动、电池驱动的心脏起搏器。巴肯用晶体管代替了笨重的真空管，大大缩小了起搏器的体积。起搏导线置于心脏表面，避免了旧式起搏器将电极放在皮肤表面带来的种种不适。它是如此之轻，只有一块肥皂那么大，病人可以直接把起搏器挂在脖子上。仅仅五年之前，佐尔的那个大家伙还得马车拉呢！这么明显的优势，让这种起搏器迅速在心脏术后合并传导阻滞的病人中广泛应用。仅这一项改进，就使当时发生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患者的死亡率，由100％降到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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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敦力公司后来越做越大，成了行业巨头，这已是后话。话说，当时李拉海的设想能够在巴肯的手中化为现实，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巴肯聪明的头脑与灵巧的双手；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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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起搏器，对于那些需要短时间应用起搏器的病人来说已经近乎完美了，当病人的传导阻滞得以恢复之后，即可拔除导线；可是对于那些终身需要起搏器治疗的病人来说，身体外面挂这么个玩意儿，还是有诸多不便的。随着有关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生物相容性材料的发展和心脏外科手术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需要终身起搏器治疗的病例越来越多，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的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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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佐尔的“巨无霸”起搏器，到1957年巴肯的“迷你型”起搏器，这一技术更新经历了五年，而植入式起搏器仅在巴肯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的次年就出现了，时间是1958年。外科医生奥克·森宁（Åke Senning）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卡罗林斯卡医院，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而后，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心脏起搏器突飞猛进地发展，日趋完美，这一进化至今仍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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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1946年，由被誉为“现代广告之父”的美国著名广告经理人、慈善家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及其夫人玛丽·沃德·拉斯克（Mary Woodard Lasker）共同创立，旨在表彰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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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8 妙手成桥，仁心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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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现在心脏起搏器每年都有很多新的功能问世，受益人群日益扩大，其应用范围早就不局限于先心病术后了。多种原因导致的心跳过慢、心跳骤停、心脏收缩无力都可以尝试植入心脏起搏器。我们前面提到的心脏外科处理的情况，比如房间隔缺损、法洛四联症等多半是先天性心脏病，但心脏外科处理的范畴却不止于此，相比于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后天性心脏病更为今天的大众熟知，比如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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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改变，引起心肌供血不足，造成心肌缺血缺氧的疾病，是现代社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其临床表现为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著名演艺界人士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报道屡见不鲜，甚至其中不少人正值壮年，这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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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冠心病的危害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逐渐凸显出来的，但冠心病却绝不是一种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疾病。1972年，中国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妻辛追夫人的遗体从墓葬中出土，对这具保存完好、距今两千一百多年的尸体进行的解剖发现，辛追夫人便患有冠心病，且极可能死于一次心梗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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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59年，医生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心绞痛的症状，但长期以来只能对症缓解，没有根治手段。对冠心病开始外科治疗的探索已经是一百六十多年以后的事了。现如今，人们对心脏搭桥手术这个名词已经不陌生了，可其确立过程却相当曲折。从最初的探索到经典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即心脏搭桥手术）正式为医学界认可，前后历时四十余年。此间的故事，尤其是最初那些令外科界蒙羞的失败，由于甚少被教科书提及，遂成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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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有些外科医生认为颈部及胸部的交感神经切断术能缓解心绞痛的发作。这样做的后果是，患者自觉心绞痛的病情得到了缓解，殊不知冠心病的病理情况并未发生显著改善，心肌缺血仍会发生。只不过，即使发生了心肌缺血，由于有关神经已被切断，疼痛的感觉已变得不那么明显了，病人误以为病情好转，会不自觉地加大活动量。这样，心肌缺血反而会较术前加重，如果发生一次严重的心肌梗死，病人就可能一命呜呼。假如没做这种手术，当心绞痛发作时，病人至少会被迫减少活动，安静卧床，身体对氧气的消耗量下降了，心肌缺血的情况自然会相对减轻。因此，这种貌似可以减轻疼痛发作的手术，实则是病人的一道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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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出现的另一种手术也几乎同样声名狼藉。当时的理论认为，减少机体的代谢，就会减少心绞痛的发作。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可部分外科医生居然匪夷所思地基于这一理论开展了甲状腺部分切除术。这给病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甲状腺激素与人体的大部分代谢活动有关，当外科医生切除病人的部分甲状腺之后，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固然是减低了，可是甲状腺激素的作用范围极广，术后人体将呈现一种严重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状态。病人好像是爬出了火坑又掉进了冰窖，简直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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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学者提到当年的这些尝试时，评价为“收效甚微”，我觉得说得未免太客气了。对于这种盲目的探索，文过饰非是无意义的，但我们需要知道，这种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理论水平。可当我钻进故纸堆中去考察当时医学界对心绞痛的认识状况时，却赫然发现，原来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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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詹姆斯·赫里克（James Herrick）在美国医学协会的年会中做了题为《冠状动脉突然堵塞之临床特点》的学术报告。他描述了心肌梗死的症状和体征，并展示了心梗的发生是由于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继发心肌缺血损伤。可惜在当时，他的报告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很多人还将急性心梗的临床表现视为中风或胃肠的问题。直到心电图得到广泛应用，医学界才逐渐接受了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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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前述两种手术的创立者未必不知道赫里克的理论，只不过在体外循环机的使用没有成熟确立之前，在心脏上动手术还是不可思议的禁忌，这大概是他们剑走偏锋的部分原因。但即使是当时，我还是欣喜地发现了更为可贵的探索。在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成为经典术式之前，有些基于当时的正确理论而开展的手术方式，尽管远非完美，但无论是对病人本身还是对学科的发展进步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至少在方向上，他们没有“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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