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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现代人所熟知的西医手上的诊断法宝“老三样”已悉数登场了，时间已经指向了20世纪。西方传统医学在经历了几乎同样漫长黑暗的蒙昧时代之后，终于破茧成蝶，在科学灯火的指引之下，开始向着各个领域分路前进了。在那个令人激动不已的世纪之交，无数发明创造纷纷出现，令人目不暇接。不过，即使是在那个群星璀璨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也有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任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在1895年发现了一种神奇射线的德国物理学家威尔海姆·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 1845—1923），他于1901年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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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一个受过完整中学教育的人会不知道伦琴的鼎鼎大名。这个业已写在天地之间的人物，其发现X射线的伟大事迹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在此不需多言。我们只需知道，1895年12月28日伦琴发表了发现X射线的论文之后，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新发现和新技术即先后涌现，对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叹为观止。甚至第一次用X射线照相发现了伤员脚上子弹的临床实践，仅发生在伦琴宣布发现X射线后的第四天。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对医学的推动作用可以同X射线的发现相提并论。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真正是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医学的面貌。医生们终于可以借助这一神奇的射线，简略地窥见人体内部器官的形态了，这是一个无论怎样拔高都不为过的伟大开端。为了推动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很多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辐射而致残，痛苦不堪。这些有名或者无名的学者、医生，都是我们人类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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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束X射线照过人体的胸部，我们就可以看到心脏影像的轮廓，这可比仅靠视、触、叩、听确定的心脏边界准确得多了。这个时候，医生研究心脏时，不但可以用手触摸胸壁感受心脏的搏动，还可以用听诊器听到心跳的声音，用血压计测量血压，更可以利用X射线看到心脏外部的轮廓，这些恐怕都是当年哈维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不少心脏病患者由于心脏内部存在很多复杂的病变，外部轮廓提供的信息虽然有极大意义，却仍是远远不够的。假如没有心脏造影术的出现，复杂心脏疾病的确定诊断只能靠病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我们今天的心脏病学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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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心脏电生理学又现硕果，荷兰莱顿大学的威廉·爱因托芬（Willem Einthoven, 1860—1927）发明了心电图仪，并确立了相应的一系列规范。由于心电图对多种心脏疾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项发明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鉴于爱因托芬对心电图的创立及发展有着开创性的卓越贡献，世人尊称其为“心电图之父”，他也因此在1924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自此，人们手中又多了一种在活体上检测心脏疾病的手段。而另外一种更直观的检测心脏的手段——心脏造影术的出现也近在咫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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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9日，福斯曼出生于柏林，是家中的独子，其父是律师。殷实的家境使童年的福斯曼无忧无虑幸福无边，但他很小的时候似乎就表现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叛逆，他曾经饶有兴趣地跟子女讲起自己是如何因为不听话而被父亲狠狠训斥。当然，也许这仅仅是因为他关于父亲的记忆十分有限，那些训斥留给他的记忆比较深刻，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夺走了他的父爱——福斯曼的父亲1914年参军，两年后战死。不过两位坚强的女性——他的母亲和奶奶还是努力保障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有一位做全科医生的叔叔，虽然不能给予他全部父亲般的关爱，却也竭力指导规划着小福斯曼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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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福斯曼经常到叔叔工作的地方去玩。就像很多孩子的志向选择会受到周围亲人的影响一样，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耳濡目染，福斯曼很小的时候就想长大了做一名医生。叔叔后来送给福斯曼一台莱茨显微镜，这个礼物可让他兴奋不已，他从鱼缸里取些原虫类的单细胞生物来观察研究。这种成长环境，使福斯曼从小就养成了善于观察、实践的探索习惯。可十八岁那年，当老师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的时候，不知怎的，福斯曼却改变了主意，说想当一名商人。如果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也许整个心脏病学的发展轨迹都要因之而发生改变了。所幸，这位老师乃是一位颇具慧眼的伯乐，以他平日对福斯曼的观察和了解，觉得他根本不是经商的材料。他对福斯曼直截了当地说：“别人经商也许会赚钱，你要做生意就肯定会赔死，你必须学医，这才是你的天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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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福斯曼进入位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洪堡大学前身）医学院学习。当时的医学界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当中，医学研究的重点已从器官的结构转移到器官的功能机制上来。福斯曼深深地被此吸引，又兼他有幸得到了多位名师的指点，其好奇心与探索欲不可遏止地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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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学习之余，福斯曼还经常到叔叔的诊所去帮忙，这使他比其他同学多了很多临床方面的经验。当时，虽然医生们对心脏方面的诊断能力大大进步了，但是X射线只能看到心脏影像的轮廓，心电图亦无法十分准确地反映心脏全部的损伤与缺陷，多数心脏疾病的最终诊断，还是只能靠最后的尸体解剖。福斯曼决心改变这种情况，闯进心脏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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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前人知识汲取的过程中，一位法国学者的研究引起了福斯曼的重视。此人是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 1813—1878），哈佛大学的一位科学史教授称其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此人的研究足迹几乎遍布生理学的各个领域，并有许多极重要的发现。应该说，哈维所开创的生理学动物实验方法，在克劳德·伯纳德手中得到了绝佳的继承和发展。英国《流行科学月刊》在其逝世后发表纪念文章说，他的名字几乎与生理学所有重大发现都有联系，他的科研方法也在所有的生理学研究中开花结果。伯纳德早年做医生时并未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直到开始接触生理学，他非凡的才华才得以充分施展，人类医学的新图景，再次因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的努力与坚持而徐徐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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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生理学早已成为现代医学的坚固柱石，即使最不爱学习的医学生，在基础医学的学习阶段也不敢对这门课程掉以轻心。但孩子们很难相信，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生理学家居然是一个遭人鄙视与责骂的行业，又兼生理现象的某些不确定性，悲观主义的情绪时时萦绕在生理学家周围，甚至许多领军人物也纷纷退出该专业，转而从事当时已经相对完善先进的解剖学研究了。伯纳德就是在这样不利的大环境下为生理学研究杀出一条血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神经系统（脑和脊髓、神经与肌肉的关联）、呼吸和新陈代谢、消化吸收、内环境理论……伯纳德最突出的特点是，每当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设想之后，便立即设计实验进行验证——生理学的实验对象当然是活体动物。他的一生虽然不断遭到同行中保守派的攻击，但这些相比于来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攻击来说，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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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解剖一直都是医学科学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话题，当年哈维为研究血液循环而进行的动物实验就遭到了众人的批判，二百多年过后，伯纳德的处境非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了。虽然反对活体解剖的声音最早出现在英国，但法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伯纳德崭露头角之前，法国大学就有人抗议活体解剖，不少社会名流以讥讽的口吻说，通过活体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一大堆错误而已。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伯纳德只有用一系列卓越的研究成果来回击这些非议。后来伯纳德已在世界上赢得了无数赞誉，不仅在学术团体中拥有显赫的地位，甚至在法国参议院里也获得了一席之地，但这些反对者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不敢直面伯纳德的锋芒，转而去攻击他已经去世的老师，甚至造谣说他的老师曾经在活人身上进行过人体解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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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活着时饱受争议，死后才被世人认可的科学家不同，伯纳德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拥有了每一个科学家都向往和为之奋斗的一切，他似乎没有理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可现实却并非如此。与事业上的光辉迥然不同，伯纳德的家庭生活完全就是个悲剧。他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噩梦，妻子非但无法欣赏这位科学巨匠的才华，反而对其进行活体动物实验的做法深感厌恶，他们的女儿更是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反对活体解剖者组织的各种活动上。甚至在伯纳德临死时，女儿也不肯进入他的房间。一代天才，一位为人类医学发展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听得女儿在隔壁房间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却不能得见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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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是法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科学家，但后人还是很快将其忘记了，今天的人们，包括绝大多数医学生、医生（除生理学研究生及医学史研究者之外）都对其所知甚少。然而讽刺的是，那些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却仍一直记着他，也许伯纳德会一直活在那些人的诅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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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伯纳德独撑危局，将实验医学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打通了现代医学的“任督二脉”，为后来人开辟了不少研究方向。比如在研究心脏血管的生理问题时，伯纳德曾经分别通过动物的动脉和静脉，将温度计和导管插入动物的心脏，以检测心腔内的温度和压力。这一系列的实验在后期并没有继续延伸到人体，却给了福斯曼以重要的启迪。他认为，既然导管插到活体动物的心脏里去之后动物能安然无恙，那么把这用在人体也应该一样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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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践这一想法，福斯曼决心毕业后做一名内科医生，以研究诊断心脏疾病的更好手段。毕业前夕，其导师格奥尔格·克伦佩雷尔（Georg Klemperer，一位著名的内科医师）答应在福斯曼完成学业之后，为其提供一份带薪的内科住院医师职位。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位导师食言了。那个时候，带薪住院医师的职位并不好找，为了生计，福斯曼不得不暂时委身于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德国东部城市）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医院做了外科住院医生，以期将来一旦有机会再转为内科。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违心之举，却让福斯曼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支持者——当时的外科主任理查德·施耐德（Richard Schneider）。无论福斯曼是处在万众瞩目之下还是学界众人的口水之中，施耐德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福斯曼，直到他的功绩最终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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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福斯曼开始将自己的构想与同事彼得·罗迈斯（Peter Romeis）及上司施耐德和盘托出。施耐德理解这一实验的重大意义，但是他敏感地预测到，一个在学术圈籍籍无名的毛头小伙子若要打破这样的禁忌，必将遭到学术界的激烈反对，毕竟，此前并没有任何人敢在活人的心脏上造次。因此，施耐德建议福斯曼先做一些前期的必要的动物实验以确证其安全性。可这样的良言相劝，年轻气盛刚愎自用的福斯曼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法国前辈的实验已经充分证明该操作的安全性了，有啥可怕的？我把管子插到自己的心脏里给你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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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1929年发表在《临床周刊》（Klinische Wochenschrift）上的足以载入史册的论文中，福斯曼记述了这个试验的过程。在助手彼得的帮助下，他将一根润滑过的导尿管经肘正中静脉插入35厘米，由于彼得担心继续下去会有危险，他们停手了。一周后，福斯曼自己重复了这个试验，这一次插进了65厘米——预计可以到达右心的距离。在插入的过程中，他感到血管壁有一股暖流经过，再深入时，他开始咳嗽，认为这是碰到了迷走神经。带着这根管子，他走出手术室下楼进入X射线室。在一个护士的帮助下，他通过观察镜子中X射线对自己透视的影像，移动着导尿管，使其末端达到了右心房的位置。他想继续深入到右心室，但尿管不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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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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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的记述，只是为了描述这一试验方法，读起来未免单薄，实际的情况要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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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斯曼得知上司施耐德坚决不同意没有前期实验就进行人体试验时，天性叛逆的他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但没有试验许可，他连基本的材料和器械也无法取得，怎么办呢？看来此事不宜强攻，只好智取了。他勾搭上了一个负责管理手术室器械的护士格尔达·迪岑（Gerda Ditzen），并忽悠她说要与其一起分享这一成果。经过近半个月的软磨硬泡，格尔达到底被他忽悠晕了（老实人的诡计，让人防不胜防），同意做他的“帮凶”，甚至要求福斯曼在她的身上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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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日的某一天，他俩偷偷溜进手术室。格尔达将福斯曼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她想坐在椅子上接受这个试验，福斯曼解释（继续忽悠）说：“考虑到可能出现并发症，而且还得打局麻药物，你还是躺在手术台上吧。”当不明就里的格尔达乖乖地在手术台上躺好之后，福斯曼却迅速地捆上了她的手和脚，趁其不注意时，悄悄在自己的左臂打了局麻药。当福斯曼假意为格尔达的手臂消毒时，他感觉到麻药起作用了，便用手术刀切开了自己的左肘正中静脉，将无菌的润滑过的导尿管插入30厘米。用无菌纱布盖住切口之后，他解开了格尔达的右手，告诉她给X射线室的护士打电话。格尔达这时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被耍，直接气哭了。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做“帮凶”要做到底，还是继续配合吧。福斯曼解开了格尔达，两人一起走出手术室，到了楼下的X射线室。护士伊娃已在此等候，她将福斯曼在荧光检查屏前摆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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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彼得出现了。他没想到好友福斯曼真的疯掉了，这么干会不会把自己搞死啊？他担心福斯曼会出危险，就冲进监察室想把这个导尿管拽出来，阻止福斯曼继续试验。可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彼得以一敌三呢？幸好福斯曼一伙“人多势众”，彼得的破坏行为才没得逞。护士伊娃持一面镜子，福斯曼通过镜子中荧光屏的指引，继续将导管深入到体内65厘米，看到导管进入到右心房时，拍下了一张X射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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