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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爱德华兹小时候也被风湿性心脏病折磨过，心脏瓣膜受到了影响，不过好在其病情不重，不至于需要瓣膜手术。爱德华兹在液压工程技术方面成就非常，还取得过不少专利，他就想：能否将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与医生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制造一个人工心脏呢？当遇到斯塔尔时，他表达了这一想法。斯塔尔回答说：“别扯了，您这想法三十年后没准能实现，现在别说人工心脏，就是连一个合适的人工瓣膜也没有啊，要干，就先弄人工瓣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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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十年，随着体外循环机的逐渐成熟，心脏外科手术的平均死亡率由30％降到了5％。这一方面是由于外科医生在不断增多的手术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手术经验，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手术效果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心脏内科医生愿意为心脏外科医生提供病人，这样一来，就使很多病人能够在早期得到有效的外科治疗，避免了那种因疾病已经发展得较为严重才手术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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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心脏外科发展史上又一个重大事件出现了，斯塔尔-爱德华兹瓣膜正式登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供置换的人工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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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外科协会在佛罗里达召开的一次学会上，斯塔尔宣读了他的论文，描述了六例瓣膜置换的病例，该论文成了那次会议上最炙手可热的话题。斯塔尔-爱德华兹瓣膜的出现，为心脏瓣膜外科的最终成熟彻底铺平了道路。但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人类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2007年，9月15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斯塔尔因为这一救人无数的伟大发明获得美国拉斯克大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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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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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肯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在二战中连续为134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取出心脏弹片，尝试进行心脏闭式手术，并在心脏瓣膜外科领域作了极为可贵的探索之外，还是世界上提出重症监护（intensive care）这一理念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而今ICU早已遍地开花，成为衡量一所医院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ICU的创建，极大提高了重症救护的质量，每年全世界因之而获得新生的病人难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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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11 直面死神，祭出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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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读过了前面的故事，我相信聪明读者们也不会认为斯塔尔-爱德华兹瓣膜的研发和临床应用过程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我已不愿继续呈现那似曾相识的一波三折。不过，最后面的故事，我却不想这样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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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膜是心脏的一个零件，当其发生病变时，轻的可以修复，重的无法修复可以更换；心脏又是人体的一个零件，自心脏外科开创以来，好多与心脏有关的疾病已经可以经手术修复，那么，当心脏被疾病损害到不可修复时，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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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幻想”在很多民族的传说中都曾经有过，我国清代的《聊斋志异》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陆判趁好友朱尔旦酒醉时，为其换了心脏。朱尔旦觉得疼，并发现桌上有块肉，不知何故，问陆判这是什么。陆判答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窍塞耳。适在冥间，于千万心中，拣得佳者一枚，为君易之，留此以补缺数。”等第二天朱尔旦再看自己，发现“创缝已合，有线而赤者存焉”。此后，他的文思大进，过眼不忘，后来高中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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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故事，和心脏移植这一科学创举并没什么太大关系。关于心脏移植的故事，至少得从一百多年前，从有关心脏移植的动物实验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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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至1906年，法国人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和美国人查尔斯·克劳德·格斯里（Charles Claude Guthrie, 1880—1963）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血管外科技术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的论文，创立了心脏血管外科和器官移植的最基本的技术——血管吻合术。他们首次实施了心脏异位移植的动物实验，将一只小狗的心脏移植入了另一只小狗的颈部，移植后心脏存活了两小时。在既没有抗凝药物也没有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这种结果已经十分不易了。由于这些非凡的贡献，卡雷尔于19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正是这位卡雷尔教授，指导传奇飞行员林德伯格开发了离体器官灌注的最佳装置。而后由于约翰·希舍姆·吉本等人的贡献，心肺机在临床的应用逐渐成熟，心脏外科才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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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类对器官移植方面的认识与实践，在经过曲折反复的屡败屡战之后，与六十年前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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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卡雷尔之前稍早，还有一位器官移植的先驱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1902年1月，在维也纳的外科学术会议上，乌尔曼（S. A. Walman）讲述了他怎样把狗的肾脏由原位移植到颈部，并仍有功能存在。同年7月他又展示了一只颈部移植有狗肾的山羊，并报告他在异种和同种异体移植中如何屡遭失败的情景；而这次能够成功，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和意外。当时他还找不到自己屡次失败的原因，不久就沮丧地彻底停止了这项实验。而卡雷尔在器官移植的动物实验过程中已经隐隐发现，这些失败并非是手术技术导致的。他猜想失败的原因可能是被移植的器官“受到宿主的某些生物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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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学者们跌跌撞撞地在器官移植领域摸索了几十年，均以失败告终。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维也纳外科医生霍尔曼（Emile Holman）通过皮肤移植的研究推测：每种移植物都能引起自己特殊的抗体，而这种抗体负责排斥移植的皮片。到1952年，麦达瓦尔（P. Medewar）对比了同卵孪生小牛间和异卵孪生小牛间的皮肤移植，发现前者可以成功而后者却不能，他推测这与是否形成免疫耐受性有关。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组织的不相容性并非不可克服”的预言。这种对免疫排斥反应的认识深化，对以后同卵孪生子之间器官移植的开展，又是一次关键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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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器官移植手术技术也在不断摸索中渐渐提高，但手术效果却改变不明显。反反复复的失败终于使人们明确地认识到，移植器官所保持的生物机能如何，并不主要取决于外科条件和专家们是否有精湛的手术技艺。移植器官是否能够存活，其关键在于能否恰当地抑制受者与移入的异体器官和组织之间的相互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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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了由免疫机制导致的排斥反应的存在，医生们便开始了小量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虽然这时的免疫抑制措施还远称不上完美，但经过这样处置后，移植的肾脏已可以短期存活。在1951年至1953年间进行的肾移植中，受者最长存活时间为五个半月。当时，美国医生约翰·帕特南·梅里尔（John Putnam Merrill, 1917—1984）发明的人工肾透析机，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一个肾病终末期病人的生命。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肾移植不应该成为治疗此类疾病的常规手段。但包括梅里尔在内的很多医生都很清楚，透析治疗不过是权宜之计，肾移植这条路尽管难走，可还是得硬着头皮在探索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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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写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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