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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哪个神通广大的记者居然从警察局提前得到了线索，把哈里克兄弟即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消息刊登在报纸头版头条，令两兄弟在一夜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也将梅里尔等人推向了风口浪尖。热切的期待与尖锐的批判相伴而来，不期而至的舆论关注把这次手术逼得没有退路了，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事实上纵使手术成功，这些医生们也难逃批评家们的口诛笔伐。在这一手术成功五十年之后，尚健在的外科医生默里向媒体表示：“除了技术上的问题，还有道德范畴的问题需要处理。有人认为器官移植是对身体的亵渎，这些批评者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批评我们根本不应该拿人体来做试验。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没有鲁莽行事，我们并非在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胡乱上场打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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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毕竟此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成功的病例，这次手术究竟将是什么结果，可能绝大多数关注手术的普通人心里也没底。令人不解的是，处于整个事件漩涡中心的哈里克兄弟却反应较为平静。如今，当时作为供体的罗纳德·哈里克已经年过古稀，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他自己并不紧张，“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这次手术一定会成功。虽然此前器官移植手术从来未曾获得成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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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准备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毕竟，双胞胎兄弟只是在理论上发生排斥反应的几率很低，事实上果真如此么？为了验证这一猜测，手术小组先在他们兄弟之间进行了皮肤的移植试验。果如所料，排斥反应没有发生。万事俱备，只欠一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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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23日，在哈佛大学布里格姆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小组用了五个半小时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手术。由于此前周密的准备及前期学者们不懈的探索，手术的成功似乎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弟弟罗纳德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手术后的理查德顺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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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是，在住院期间，理查德居然把照顾自己的护士克莱尔（Clare Burta Herrick）勾搭到手。大病不死出院之日，恰又是抱得美人归之时。原来克莱尔是该病房的护士长，因为家乡在遥远的加拿大新斯克舍省，圣诞节日期间没有什么安排，所以她主动申请留下来照顾理查德。这一来二去，两人之间竟萌生爱意，并最终结为连理，还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长大以后继承母业，做了肾脏透析中心的护士。这也算医学史上难得的美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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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后的八年时间里，理查德一直健康地活着，1963年3月14日死于心梗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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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手术成功之后，又相继出现成功者。不过，同卵孪生者间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数量毕竟有限，只有组织配型和免疫抑制方面有重大突破，器官移植这一事业的发展障碍才能被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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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尔与默里等人继续进行着有关研究。梅里尔一生荣誉无数，被后世尊称为“肾病学之父”，就在他死于一次划船事故的1984年当年，他还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奖。1990年，默里因在器官移植方面的贡献，与另外一位在细胞移植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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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探索一直进行到1967年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出现之前。医学界对抗排斥反应的治疗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仍然不太令人满意。因此，当时很多在外科技术实力上可以完成人体心脏移植的中心，迟迟无人敢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但是美国人绝对想不到，一个昔日只是被当做医学生的并不起眼的南非人，居然抢先完成了这一足以令任何外科医生扬名立万的手术。很多美国同行几乎气冒烟儿了，有人干脆直斥其抢跑：枪还没响呢，你凭什么先冲出去？不了解整件事情来龙去脉的话，恐怕很难理解美国医生的指责，难道只有美国人才可以时时处处当老大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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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是抢跑，也是需要条件的。是时候让本章的主角克里斯蒂安·伯纳德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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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成长于南非的农村，幼时贫困，当其他同学都能穿着足球鞋踢球时，他却只能望鞋兴叹，光着脚丫子满场跑。自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在一个叫做塞拉斯的葡萄园实习，给一个家庭医生当助手。就像很多年轻的医生感觉到的那样（未必是错觉），伯纳德认为病人们喜欢他的程度超过那个老大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伯纳德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家庭医生也未可知，但是最终他却因为跟老大夫合不来而被赶了出来。看来这条道是走不通了，伯纳德不得不另谋出路，离开此地去了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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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普敦大学，他开始学习普通外科学，并以肠梗阻为研究方向申请学位。他的动物实验做得不错，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可惜，由于某种“潜规则”的存在，这一申请失败了。有好事者私下里给了他这样一个解释：他根本不可能申请成功，因为他让子女进入了讲英语的学校，这被认为是希望子女有朝一日可以离开南非。要想在南非医学界取得较高的地位，他的孩子就必须讲祖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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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一天午饭过后，伯纳德在停车场遇到了一位刚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回来的大夫。据这位大夫讲，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对南非的医生评价极好，希望再次有南非的医生能去接受培训，并问伯纳德是否愿意去。伯纳德还在为申请学位失败的事窝火呢，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大机会就出现了。当晚他与妻子简单商议之后，便决定去美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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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在当时是心脏外科发展的前沿阵地，一系列重大技术进步均在此发端。在外科掌门人欧文·奥根斯汀的开明领导下，那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外科人才，出现了第一次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第一次人体交叉循环心脏手术、心肺机的重大技术改进、第一次便携式心脏起搏器的临床应用……不过当时的伯纳德可并不知道这些，他还没有做心外科大夫的打算，他甚至连明尼阿波利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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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伯纳德在明尼苏达大学还是进行普外科方面的学习和进修。他在实验室研究肠闭锁，在手术室给奥根斯汀当助手。由于这些年伯纳德并没有啥收入，在美国的日子当然不会舒坦，但自小穷困的他似乎有着异乎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让美国医生们颇为震惊。他晚上充当护士，在社区做些仆人的工作来挣钱养家，其他医生都觉得这也未免太跌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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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无意中路过一个手术室的门口，里面进行着一台心脏外科的手术，正缺人手，就招呼他刷手上台帮忙。心脏手术的场面当真把伯纳德震撼了，他作出了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个决定——转行心脏外科。如果说之前被家庭医生赶出、在开普敦大学受挫都是他被动接受命运的驱使，那么这一次转向，则完全是他主动的选择，虽然这个契机仍是很偶然。他跟奥根斯汀提出放弃目前普外的工作，想去心脏外科学习，奥根斯汀起初对这一要求不太高兴，最终还是同意了。在心脏外科刚刚开始于明尼苏达兴起的时候，很多最初慕名来看奥根斯汀手术的医生都纷纷转去看心脏的手术。作为已经成名多年的外科学大宗师，奥根斯汀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很可能会对这批新兴的少壮派加以打压。可事实是，那些关键性的进步都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甚至日后发生在南非的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也与奥根斯汀的一个慷慨之举有关。作为当家人，奥根斯汀常把自己比作后勤司令，要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阳光雨露。这对一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来说，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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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伯纳德开始跟着李拉海等人学习心脏外科，学习如何使用心肺机。凭着扎实的外科基本功、过人的天资以及不懈的努力，渐渐地，他可以参加一些心脏手术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独立完成一些操作。但心脏外科毕竟是一门风险极高的专业，伯纳德又是一个新手，他在手术室的日子不太可能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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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伯纳德在为一个七岁的孩子做心脏手术时，误伤了心脏外壁，血开始向外喷涌。他顿时慌了手脚，没有先以手指压迫止血，而是试图用止血钳钳夹，结果反而扩大了破裂口，监护器上显示的血压数值一路跌下……作为上级医生的李拉海发现问题后，飞速刷手，上台，止血，可孩子的心脏却再也没能重新跳动起来。在心脏外科手术中，某些关键时刻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最恰当的反应，伯纳德的这一失误导致一个也许有救的幼小的生命就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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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吓得够呛，充满懊悔地说：“这可怎么办，我无论怎么做也无法换回这个孩子的生命了。”李拉海问道：“你有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东西？”伯纳德回答：“学到了，这种情况应该先用手指压迫止血，再做后续处理。”李拉海说：“OK，这就足够了，明天又将是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你将迎接新的考验。明天的手术，仍由你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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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打击，可能在很多外科医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曾经遇到过，而伯纳德的遭遇却不止于此。他在学习期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对于一个需要手指等小关节精确动作的外科医生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但伯纳德却顽强地坚持了下去（或者说关节炎饶过了他），并取得了不凡的学习成果。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就以肠闭锁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以动脉瓣膜方面的研究攻取了另一个硕士学位，并有幸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除此之外，伯纳德还有幸结识了当时明尼苏达大学之外几位顶尖的心脏外科医生，包括梅奥诊所的约翰·韦伯斯特·柯克林，德克萨斯的丹顿·阿瑟·库利，和麦克·埃利斯·德贝奇（Michael Ellis DeBakey, 1908—2008，在冠状动脉外科、人工心脏、人工血管方面都是一位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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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年初，当伯纳德觉得自己可以回到南非一展拳脚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仅仅在美国学习了两年的年轻医生，会在回国之后搞出那样大的动静。按照伯纳德自己的说法，奥根斯汀基本上就是将其视为一个医学生而不是外科同道。临行前，奥根斯汀向华盛顿方面为其申请了一万美金（一说为六千），用以购置一台心肺机带回南非，这一慷慨决定后来让美国一些外科医生懊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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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成功者一样，伯纳德名动江湖之后，经常被人问及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回答说：机会，想象，能力，运气。很多有过欧美学习经历并有一定能力的年轻人，回国以后非但得不到重用，甚至可能遭到打压。伯纳德却没遇到这些。在开普敦的格鲁特·斯库医院（Groote Schuur Hospital），当伯纳德提出要跟自己的头儿劳教授（J. H. Louw）一起开展心脏的外科手术时，劳回答说：“不不，我没打算做这个，既然你学了心脏外科，那么你来。”非但如此，劳教授还积极地帮助伯纳德组建科室团队，筹办心脏外科实验室。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被幸运女神关照一次不难，可像伯纳德这种一次又一次被关照的，也太令人嫉妒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似乎也昭示了伯纳德日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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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非以后的伯纳德又多次出国学习。1966年，当决定要做心脏移植这一手术时，他心里清楚，对于他来说，手术技术方面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关键是如何抗排斥。为此，伯纳德在美国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跟大卫·修姆（David Hume）学习了三个月。在那里，修姆为他提供了可观的薪水，并让其在肾移植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处理供体，如何处理排斥反应等等细节。那时，理查德·洛厄（Richard Lower, 1920—2008）是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心脏外科主任，此人是继191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之后，又一位在实验外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外科医生，是心脏外科学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洛厄当时已经能开展动物的心脏移植手术，而伯纳德正是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有幸观摩了一次洛厄在狗身上做的心脏移植手术。这也是开展心脏移植手术之前，伯纳德唯一一次与心脏移植直接有关的学习经历，此前他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做过此类手术。本来伯纳德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一位助手无意间说漏了嘴，他跟洛厄说：“你知道吗，伯纳德准备回南非以后开展这个手术的。”洛厄只是耸了一下肩，心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还没做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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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仅仅四个月后，洛厄所认为的国际玩笑就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现实。这件事可能真的让洛厄纠结了很久很久。直到2008年5年其去世时，《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还提到他一生对心脏外科的贡献，说他为人类第一例心脏移植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并解释说他所以没有早期施行人体心脏移植，是因为顾及供体受体组织不相容等原因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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