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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的事情却不像预想中那般顺利。由于给药方式、吸收途径等问题,这一激动人心的结果在后来的实验过程中重现性不好。正是漏屋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公司的战略方向亦发生了调整,免疫学不再作为公司重点的发展方向。虽然那些年免疫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突飞猛进,但临床应用方面却进展有限,尤其是当时器官移植领域刚刚起步就遭遇重创,公司看不到为这个方向的研究投入能有什么可观的回报,而环孢素要想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至少还需要2.5亿美元,又兼当年卵假散囊菌素在临床试验阶段的失败让公司赔得肉疼肝疼。这些原因导致公司高层几乎要放弃对环孢素的研发。环孢素面临着第二次被打入冷宫的命运,这一次,搞不好就会万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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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环孢素,博雷尔等人巧妙地与公司上层周旋,建议将环孢素转向当时山德士的主要研究领域——炎症。也是环孢素命不该绝,它在炎症领域确实有所斩获,有关环孢素的研究也因此得以向纵深发展。环孢素的结构被确定,并可以人工合成。1976年,第一篇有关环孢素抗淋巴细胞(淋巴细胞与排斥反应有关)的研究论文发表,博雷尔为第一作者,斯坦荷林(H. Stähelin)为第四作者。斯坦荷林是山德士药理部的负责人,博雷尔所负责的免疫实验室亦是整个药理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环孢素临床前期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二人曾有过密切的协作,也正是由于他们对环孢素的坚持,才有了后来器官移植外科的枝繁叶茂。为验证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博雷尔和斯坦荷林甚至还亲自作为试药志愿者。可惜,在环孢素名声大噪之后,这两位因为荣誉归属的问题却一度展开了笔仗官司,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2001年,山德士公司的新任管理层还责成一个调查组,就环孢素研发的主要贡献者问题撰写文章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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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环孢素的出现,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这包括团队的合作,薪火相传的科学方法,还有机缘巧合的运气,甚至那些99%的失败的探索和尝试等等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严格说来,环孢素的出现,功劳属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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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纷争暂按下不表,且说说这环孢素是如何很偶然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一直到博雷尔1976年发表论文时为止,山德士公司仍然没意识到环孢素有什么市场价值,他们不想在这个药物上继续浪费钱了。有一天博雷尔接到了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电话,称看到博雷尔的论文之后,对环孢素很感兴趣,想用来做一些器官移植的动物实验。博雷尔回答道:“我们已经不生产那个东西了,但是我可以到实验室看看还有没有剩余,如果有,我就把那些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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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在罗马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移植协会大会上,报告厅被人群挤满,甚至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移植医师们在倾听剑桥大学罗伊·约克·卡恩(Roy Yorke Calne)教授的历史性的报告。他介绍了将环孢素用于一些肾移植病人的临床治疗情况,单独使用环孢素可有效预防排斥反应。后续的研究又证明,环孢素联合硫唑嘌呤与激素可更显著地改善器官移植的预后。这时山德士的上层才意识到环孢素是这么一个宝贝药物,于是迅速开始商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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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脏移植的事业已经苦苦支撑了十余年的沙姆卫等人,盼望这一药物的出现盼得眼睛都绿了,环孢素之于他们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曾记否,就在伯纳德打破了心脏移植这一禁区之后,众多在外科技术上有此实力的心脏外科医生一哄而上,发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之后又一哄而散。就在那段心脏移植处于低谷的历史时期,只有沙姆卫等少数团队还在坚持。在环孢素出现之前,沙姆卫的团队坚持每月做一例心脏移植,虽然可以做得更多,但他们没有那样做。这个事实上心脏移植领域的第一人,精心地处理每一位患者,为的是积累足够的经验。这一阶段的心脏移植,已经不再能吸引公众的注意了,风头似乎已被伯纳德占尽。沙姆卫对此毫不在意,他甚至觉得让伯纳德去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更有利于自己的研究团队默默进行扎实的基础研究。沙姆卫确实干得漂亮,甚至在可以应用环孢素之前,他已经能把心脏移植术后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40%,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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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恩教授的报告当然引起了沙姆卫的注意,他让同事利用一次和博雷尔一起在瑞士达沃斯滑雪场滑雪的机会接上了头,搞到了环孢素开始进行动物实验。1980年12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特别批准沙姆卫用环孢素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结果,一年的术后生存率居然就达到了90%。而1968年时,102例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仅19%,甚至有半数的人连一个月都没活过。环孢素在心脏移植领域里刚一亮相,就彻底征服了众学者。1983年,在环孢素经历了十余年千回百转几度沉浮之后,终于通过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认证,修成正果。它的出现使整个器官移植领域摆脱了低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它对心脏移植的改变尤其明显,将几乎要关闭的心脏移植的大门重新打开。心脏移植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崛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高潮,移植的病例数由1975年的23例,上升到1983年的172例,1985年的710例,1986年的1421例,1999年的2477例……迄今为止全球注册登记的心脏移植总例数已达到8.9万例次。每年,在世界各地225个医学中心,有超过5000例心脏移植手术,美国仅2010年就完成了2333例。先进国家的一些医院已将心脏移植列为常规手术病种,术后五年生存率可达到73.1%(男)和67.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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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包括1968年由伯纳德掀起的第一波心脏移植高潮在内,这两次高潮事件都与沙姆卫有莫大的关系。遗憾的是,伯纳德尽管当年抢尽了风头,之后在事业上却没有精进。在70年代,伯纳德一直处于传媒的注意当中。他成了飞机上的常客,往返于国际名流之间,他的名字甚至与某化妆品广告公司联系在一起。几年后,他的关节炎恶化,侵犯了他的手,他做不成手术了。无可奈何,一代名医的职业生涯过早地开始一路下滑,他再也无法赢得学院派医生的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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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六十五岁的伯纳德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年纪上可以做他孙女的模特。这段婚姻在十三年后终结,他还和很多著名的美女传出过绯闻,比如意大利女演员兼摄影记者、法国女歌手等。2001年,这位传奇医生到塞浦路斯度假,结果病发辞世,走完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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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伯纳德,沙姆卫认为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行者,可惜在最初的几例心脏移植之后,没有继续在心脏外科方面全力投入,在别的方面分散了太多的精力。言下之意,颇为惋惜。也许伯纳德本该有更大成就,抑或这样五色斑斓恰便是伯纳德最佳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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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死因,虽然尸体解剖表明他死于严重的哮喘发作,但当时媒体却多报道他死于心脏病。真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难道说为了符合修辞上的“美感”或旁观宿命的“文学趣味”,就得编排一个曾经名动天下的心脏外科医生猝死于心脏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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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误以为心脏移植应该是整个心脏外科史上最后的故事,集中了人类最顶尖的科技与智慧,是心脏外科辉煌的顶点。可是正当我即将写完这一篇章时,却发现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众所周知,心脏供体短缺的问题目前尚无法完全解决,很多适合心脏移植的病人就在等待供体的过程中,绝望地走向死亡。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寻找替代办法,这其实才是心脏外科发展史上的终章——人工心脏,又一段令人惊叹到瞠目结舌的医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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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12 终极挑战,巧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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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心脏移植技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趋成熟,这为终末期心脏病人带来了生的希望。但由于供体有限,死于等待供体这段时间里的病人,甚至比死于移植手术当中和术后的病人还要多。人工心脏这一设想的出现,就是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用在解剖学上和生理学上能完全代替自然心脏的机械装置,来帮助这些病人度过等待供体的时间,甚至将其干脆完全永久地植入人体代行心脏功能。不过,心脏毕竟是个极为复杂的器官,自然界花了千百万年才使心脏达到最佳状态,对人类而言,设计一个人工心脏,需要克服的技术难点多得超乎想象。整个过程乃是科学技术、生物工程方面的极大挑战,不可能经由个别人的努力,就使这一设想轻而易举地走向现实。大量科学家、医生、工程师都曾为这一设想付出过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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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当时的文献,我的脑海里乃是一幅群像,那些琐碎的细节纷繁的枝蔓,各个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矛盾纠葛,让我觉得将这个群像纤毫毕现地呈现给读者,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相信每个讲述者都会有自己截取的独特角度与侧面,但任谁来讲述这段历史,威廉·约翰·科尔夫(Willem Johan Kolff, 1911—2009)都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最伟大的先驱人物。他曾经说过一句看似平淡无奇却豪情霸气外露的话:“心脏既然能长出来,就一定能被造出来。”在今天,他的名字可能还不如NBA球星迈克尔·乔丹或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响亮,但我坚信,再过几百年,当体育明星政界宠儿都已身与名俱灭,为推动人类科学事业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尔夫的名字,却仍会在历史的星空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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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众来说,人工心脏可能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不过若要提到人工肾,即人工血液透析装置,恐怕不知道的人就少之又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项发明皆出自科尔夫之手,科尔夫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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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2月14日,科尔夫出生于荷兰莱顿,他的家族乃是古代荷兰的名门望族。据说他小时候并不想当医生,因为他在父亲所在的医院里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他不愿看到人们死去。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后来,我学医、制造医学仪器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们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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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科尔夫还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一名低年资医生,一次,他眼睁睁看着一位年轻人在极度的痛苦中慢慢死去,死因是肾衰竭。科尔夫想,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清除掉在这名患者血液中积聚的有毒废物,他的生命就可以暂时维持,直到肾功能恢复正常。这跟1930年马萨诸塞州的不眠之夜对吉本发明人工心肺机的启示多么地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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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夫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在肠衣中灌满血液,排出空气,添加肾脏的代谢废物——尿素,然后,在盐水槽里快速地摇晃肠衣。由于肠衣的半透膜性质,像尿素这样的小分子可以穿过细胞膜,而较大的血液分子则无法通过。五分钟后,所有的尿素都转移到了盐水中。很难相信,这便是人工肾的最早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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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科尔夫的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作为一名爱国者,科尔夫不愿与德国人合作,因此他不得不转移到一处小医院,在艰苦而简陋的环境下,继续进行实验。经过改进的装置终于可以应用于人体,但其在前十五位患者身上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他们还是很快死掉了。直到1945年,才有一位原本即将死于肾衰竭的女士经由该机器透析之后,又侥幸多活了七年。这第一个经由人工透析多活了几年的病人,其实是一位“荷奸”,在德国侵占荷兰期间,她是一位纳粹合作者。战后人们把对纳粹者的愤怒自然转移到这些合作者身上,在科尔夫决定为其治疗时,有人曾劝他说:“不如让这个作恶多端的‘荷奸’死掉算了,救她做甚?”作为一名荷兰人,当强敌入侵时,科尔夫选择不合作;但作为一名医生,他却会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他说:“任何医生都没有权力决定他的病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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