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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奇迹出现了，手术异常地顺利。他不仅没有死，也没有失去手臂，并且其手臂功能恢复完好，没有落下残疾。事实上疤痕都不是很明显。上次我跟他见面是在一场垒球比赛之后，我们回想起他遭遇的折磨并评价了最终的结果。那是我最后一次试图跟他说，他差点失去手臂，而且还险些因伤丧命。马克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这类工作人员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并不少见。尽管他的智商很高，但他对现代外科学一无所知。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很多外科医生，都不了解外科。在我评估他的康复情况，并将他的情况与75年前的类似情况相比较时，马克大为震惊，毕竟在二战前的那些年里，没有钢板，没有螺丝钉，甚至没有抗生素。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不相信微生物的存在。虽然人们在19世纪中叶就发现了首个麻醉药，但手术仍是极其危险的，直到一群医学家和科学家证明，居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肉眼难见的微生物，正是患者感染的原因。这一知识引发了医学和外科学的变革，说服了外科医生在手术前洗手，从而吹响了第一声胜利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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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病菌理论到研制出抗生素，中间经过了70年的痛苦挣扎。在此期间，外科学慢慢发展起来，但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当时手术的范围和效果都非常有限。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发明出现，如聚合物和晶体管，现代合金技术和抗生素，私人医疗保险和医保制度也得以建立，共同促使现代外科医学达到现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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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节置换、心脏支架、晶状体手术和神经外科分流术为代表的植入手术均是最近50年左右的成果。现在全世界每年的植入手术数以百万计，这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科学、艺术、狂妄、想象、疯狂、勇敢和耐心的现代结合成就了一场植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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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外科百科全书和外科医生传记的汇编。最近几十年来只有很少几本书，能将那些帮助我们塑造现代世界的离经叛道之人、勇往直前的先驱者描述得栩栩如生。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叙事，一种串联起他们的人生，将他们的故事编织在一起，解释“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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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书中，我将讲述关于外科学诞生的故事。现代历史学仿佛已经约定俗成，假设这世上真的没有“孤独的天才”，也几乎没有高呼“我发现了！”的时刻。外科这个领域并非如此，有许多名家大师的天才视角被人低估，但他们看得更远，挑战了时代，为改善人类命运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领域专家都多。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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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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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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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技艺长存；病危转瞬即逝；经验险中来，决定难决断。医生不单单要准备自己如何应对，还要与病患、护理者和外部环境通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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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箴言》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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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比众生更有见识，那么他的天性和早期接受的训练就必须远远胜过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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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论自然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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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手外科的低年住院医师，我大多在医院的门诊和急诊接触病人，很少在手术室。今年夏天，多例“再植”手术让我忙得马不停蹄。再植手术是对工厂或伐木场工伤事故以及后院燃放烟花造成的断指进行重接修复的手术。患者被急救直升机或救护车从本地区各处送到我们创伤中心，希望能够保住他们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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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一个阿曼门诺派（Amish）小男孩在谷仓旁边发生意外，断了三根手指。他叫加布里埃尔，今年五岁，不会说英语，是个典型的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孩子，在一个保持着往昔俭朴生活的隐居社区中长大。其实，他家里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我们顺畅地交流。我也治疗过一些阿曼门诺派和老派门诺派（Old Order Mennonite）的患者，他们能轻轻松松说一口流利的现代英文，但有一部分阿曼门诺派没有抛弃他们的“低地德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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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的主要工作是更换加布里埃尔手指上的水蛭。您没看错，这听起来像是中世纪的技术，但是现代医学中也有水蛭的一席之地。再植手术包括复位和固定断指、缝合肌腱以及显微镜下缝合神经和血管。手外科医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之后，必须对动脉和静脉内的血流进行监测，以观察手指是否成活。而水蛭的用途在于分泌具有特殊功效的水蛭素。水蛭素是一种天然的抗凝血剂，来自水蛭的唾液腺，帮助它们摄食血液。在手指上附着一只医用水蛭可以缓解手指充血，从而增加再植断指成活的机会。水蛭吸血后会慢慢膨胀变大，一旦它的身体充满了血，医生就必须换上另一只饥饿觅食的小东西，以继续这场手指上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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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加布里埃尔的病房，夹杂着厩肥气味的热炉般的空气扑面而来。为了让他的手指血管尽量舒张，病房室温保持在35摄氏度。他的病房里有二十多人，都是阿曼门诺派。男士们留着林肯式的大胡子，身着白衬衫和黑色羊毛吊带裤；女士们头戴旧式田园帽，身着飘逸的深蓝色连衣长裙。我想起来，大多数阿曼门诺派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此时正值宾夕法尼亚州的闷热炎夏，他们却身穿厚重的深色羊毛衣服，加上他们大多在农场从事畜牧，这一切使病房臭气熏天，就连我这个大型家畜兽医的儿子，都觉得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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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了一罐新鲜的水蛭，瘦瘦小小的深色蠕虫状生物。我在坚忍的加布里埃尔身旁俯下身来，他的手被包裹在厚重的外伤敷料里，有拳击手套的三倍大。我一层一层地拆开白纱布时，人们全都凑过来围观，而我似乎是765号病房这个大烤箱里唯一一个汗流浃背的人。拆掉最后一层松散的纱布后，我们都盯着附着在三根手指上的那三只巨大的水蛭。它们像墨汁一样黑，暗暗地透出深红色，一动不动，沾满鲜血，看上去就快要爆炸了。我开始拽第一只水蛭，而它纹丝不动。我感到一阵期待的热浪在人群中涌动。此刻，二十多张脸与我近在咫尺，一股刺鼻的猪粪、马粪和牛粪的气味，外加糖浆、玉米肉饼和凉拌腌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向我袭来。我差点儿就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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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一点点地把那只小吸血鬼从手指上撕下来。“啊！”众人齐声感叹。我又这样重复了两次，另外两根手指上的水蛭也被撕了下来，伤口处渗着血。我从小罐里一只接一只地取出那些黏糊的小东西，提着拽到手指上。这些小东西像鼻涕虫一样慢慢地蠕动着，最终在手指上牢牢地粘住。整个过程，加布里埃尔都面无表情，一动不动，而此刻我们终于再次对视了。除了简单的问候，我们无法进一步交流。但这一刻，我们确实共同体验着几千年来的医学传统——放血疗法的技艺。虽然美国已经不再使用放血疗法为患者进行治疗，但在世界上有些地方，这种疗法仍然像2 500年前医学初现时那样得到使用。短短一百年前，我的医学前辈们还想不到，断掉的手指可以再缝回手上。但是，水蛭吮吸“坏血”这一想法，曾经让他们感到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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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纳河左岸，迷宫一样的巴黎拉丁区，坐落着数十座隶属于索邦大学的建筑，包括巴黎第五大学（勒内·笛卡儿大学）。该校最宏伟的建筑位于医学院街，是一座17世纪的柱廊式建筑，内含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医学博物馆和图书馆。楼内大厅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真人大小的石雕，一位戴面纱的女性正轻轻掀开罩住脸和上身的织物，露出她平静的面容和袒露的胸乳。雕塑名为《自然向科学揭开她的面纱》（La Nature se devoilant a la science ，见彩插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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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充满知识的殿堂里，这座石雕刻画出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精髓，即人类通过科学揭开了自然奇美的面纱。在古希腊的哲学革命和艺术革命过去了几个世纪后，随着知识之光驱逐了中世纪的黑暗，整个欧洲重新燃起一种启蒙的求知欲。15世纪是一个探索、创新以及通过新技术重塑交流方式的时代，与我们现在的时代别无二致。[2] 莱昂纳多·达·芬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约翰内斯·谷登堡等人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就像史蒂夫·乔布斯、伊隆·马斯克、杰克·多尔西和马克·扎克伯格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当然，他们也和今天的发明家们一样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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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文艺复兴来追溯医学现代性的起源，一部分原因在于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15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西方世界正从千年沉睡中觉醒，寻医问药仍然没什么用；即使是最精明的医生的照护，都有可能让患者更加危险。戴维·伍顿在《坏医学》（Bad Medicine ）中的描述可谓切中要害：在1865年之前的任何时代 ，不管病人患上了何种疾病，最好的选择都是独自忍受煎熬，远离医生的“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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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波克拉底与盖伦这两位西方医学的翘楚提供的思想关照在将近两千年中基本没有改善患者的处境。当然他们在外科实践领域也完全没有 贡献。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这两位医学之父像《绿野仙踪》中的奥兹大王那样只是在帘幕后面拉动控制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他们影响着西方世界的每一位医生，他们的理论因此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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