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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伴脱位》（“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发表于《美国外科学杂志》1953年3月刊上，作者为查理·尼尔、托马斯·布朗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11] 在确定了那2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尼尔医生对他们的病历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6岁，作者对这个年龄段的描述是“介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典型的发生机制是患者从与身高差不多的高度跌倒。关于治疗，只有两例最终以保守治疗（未手术）处理。三例尝试通过手术保留肱骨头并重新拼接骨折碎片，在处理其中一例时外科医生成功将肱骨融入了肩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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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收治的20例患者中，有16例进行了肱骨头切除。其中某些患者的部分肌肉和肌腱被缝在肱骨干断端的上部，这跟车祸后用强力胶带将侧面的后视镜绑回去没什么两样。在论文的结果部分，作者概述了平均随访时间和病人的满意度。这几位作者在文章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结论大概是：“不论［重建］手术是否与［肱骨头］切除术同时进行，切除肱骨头后，盂肱关节的运动范围通常在5度至25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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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普通患者能垂直向上举起手，评估人员会将运动范围描述为前屈160度。在1953年的这篇文章中，典型患者只能勉强有力气让手稍微离开身体。换句话说，受伤的肩膀基本上变成了强直肩，也就是完全僵死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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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代人之前，慢性结核病和外伤还残酷地伤害着许多这样的纽约市居民，留下一条无用残肢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不知何故，在切除肱骨头的19例患者中，14例“对他们的治疗结果感到满意，并且表示他们能在无明显残疾的状态下进行日常工作”。尼尔和他的同事们不敢苟同：“然而，切除术后有限的运动范围和疲劳疼痛，说明了置换假体作为运动轴支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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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57页，文章正文的最后一栏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一个闪亮的金属物体，作者称它为“新近设计发明的关节置换假体，目前正在研究”。文章的最后结语断言：“置换假体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处理肱骨头重大损伤方面可能很有价值。其真正价值还有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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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手捧爱迪生发明的灯泡一样，不插电源，你就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医生会意识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肩外科医师在其首篇关于肩部创伤的文章中，悄悄地为我们预先描绘了外科发展的未来。这一未来的蓝图不仅对肩关节有用，而且对所有关节都有效。异物能够植入体内这一命题，将唤醒工程师、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的想象力，并带来人类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一场剧变——植入革命（Implan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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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I. Harris, “Arthrodesis for Tuberculosis of the Hip,”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vol. 17, No. 2,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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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 A. Codman, The Shoulder (Boston: Thomas Todd Co.,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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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理·尼尔，即查尔斯·尼尔的简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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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rles S. Neer, Shoulder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B. Saunders, 1990), 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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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罗基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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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bid.,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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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A. Codman, The Shoulder (Boston: Thomas Todd Co., 1934), 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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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thur Steindler, The Traumatic Deformities and Disabilities of the Upper Extremity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46),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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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F. DePalma, Surgery of the Shoulder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1950), 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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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bid., 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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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 S. Neer, T. H. Brown, H. L. McLaughlin, “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 March 1953, pp.2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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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第二章纸张、先知和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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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地想着今天是星期几。我星期六早上来到医院，准备在医院食堂与住院医师同事们一起“整理清单”，检查挂号病人的登记情况并大概安排一下全天工作。作为一名低年住院医师，我明白大部分的“脏活累活”都会由自己在周末完成，又因为手外科专业组要随时应答创伤中心的呼叫，我知道自己有可能遭遇60个小时的残酷战斗。万一我运气差了点儿，一个周末呼叫不停，就彻底完蛋了。我刚拿着煎饼和清单坐下，对讲机就把我叫到了创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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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创伤患者发生了摩托车车祸，其主要受伤部位集中在右臂。他的右手已经伤得一塌糊涂——开放性骨折、肌腱暴露、血管破裂、皮开肉绽。我看一眼就知道他的手术得做几个钟头，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越来越多的手外伤患者陆续来到急诊室，白天变成了黑夜，而患者并没有减少。直到星期天早晨，我刚有个机会可以小憩一下，又有人在切百吉饼时受了伤，急诊室把我叫下楼咨询。一拨又一拨的外伤患者，源源不断地涌进急诊室；我的工作是稳定病情、评估患者并做好术前准备，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耽搁，就去手术室报到，协助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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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深夜，一个周末都没睡觉的我能量耗尽，精疲力竭，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24岁伐木工人被急救直升机送了过来。他右手的四根手指被连根锯掉，而且巨大的锯条把手指都碾没了。我们只能期望通过手术清理创面边缘，过一段时间这只手就会变成“连指手套”的样子，他还可以像用高尔夫球杆一样用它。过了一会儿，他的家人开车到了。我们总是很难开口，向家属传达没有奇迹发生、断肢无法挽救的沉痛消息。但是，毕竟这是1996年，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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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慢慢融入清晨，周日变成了周一。这意味着要先开早会，然后去手术室参加全关节置换手术。我依然努力撑着没合过眼，疲劳使我感到极度压抑。很少有人能理解真正的精疲力竭状态，以及疲劳导致的大脑短路和深入骨髓的酸痛。在持续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我一直表现得不错，但是过了50个小时以后，习惯和意志力开始变得毫无意义。保持清醒需要极度专注，保持反应灵敏则根本不可能。那种感觉好比食物中毒时产生的强烈呕吐感，或镜子反射的一道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如果思维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强制断电，身体就会瞬间崩溃，面朝大地，倒在路人脚下。就像你在巴士上小睡时发生了车祸一样，突发的碰撞让你突然清醒，脑袋乱晃，你倒吸一大口气，踉跄的双腿跌跌撞撞地想在幻境中站稳，伸出胳膊想要找个依靠。做住院医师时，这种看似由药物引起的状态，与我大脑最原始部分（我要休息，寻求慰藉，基本需求，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之间的战争，通常会发生在手术室里，就在我们准备做手术的时候。凭借洪荒之力，我奇迹般地熬过了全天的手术马拉松。此刻，我把这个周末的工作在脑子里拼凑整理，想起来今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再看一眼那位失去右手手指的伐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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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莱格里尼医生（Dr. Pellegrini）是我的科主任，现阶段他决定着我每分每秒应该在哪儿。那些以急诊室为题材的电视剧和讲述外科住院医师故事的电影，都极其戏剧化地表现科主任严苛地领导着他手下的住院医师，但它们还是大大低估了现实中主任的权力，以及年轻医师的自惭形秽和无助。我在五楼遇到佩莱格里尼主任（我们都叫他“老大”），还有我的住院总医师杰夫·伍德，得知患者家属现在都聚集在病房里。在黑暗的楼道里，我是唯一一个已经三天没睡觉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同样睡眠不足，在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里，我竟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踉踉跄跄地撞上了扶手，就像是兄弟会的新人被戏弄以后走回家一样。“老大”就在旁边，大剂量的肾上腺素让我还能保持直立行走，但是我特别后悔自己星期六早晨没多带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裤。我肯定臭得像个连轴加班的实习医生，屁股泡在三天没换的内裤里，加上裹在湿袜子里的汗脚，让我极度渴望回家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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