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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在世）提出了日心说，将太阳看作我们太阳系的中心。他生活的那几十年，恰逢“许多重大变革将一切‘可获取的资料’传递给所有的读书人，而我们现代人几乎意识不到这一点。认真研究这些变革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末之前，星图绘制、地图绘制、统一年表、编纂法典以及书目汇编等工作的体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 观星者发觉他们可以用图表来描述夜空；而早期的解剖学家，即人体制图师，同样能绘制出错综复杂又颇具预见性的人体解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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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古代哲学家的手抄记录融会贯通并完整呈现在书中，同一时期流行的精美绘画与图表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质量。比如佛罗伦萨的出版商能够展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而16世纪的智者也有机会重温有史以来最权威的医生盖伦的作品。1543这一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两部伟大著作的出版：哥白尼具有开创意义的手稿于纽伦堡出版，他恰好也于那一年去世；另外一本是解剖学著作，由29岁的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撰写，他在其中斗胆挑战伟大的盖伦。这部精心编纂的杰作《人体构造论》为医学教育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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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年，欧洲人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授意下发动远征，由威尼斯提供补给的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古城，并将掠夺的珍宝带回了亚平宁半岛。洗劫之物包括艺术品、雕塑、贵重金属和古代文献手稿。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其他被征服领土的古代哲学家作品“使一部分人了解到，曾经有一个时代的光芒远胜于今日，当时的人更强调人性而非灵性。由此吹起了一股人文主义的新风，人们开始重视思想自由，而不是中世纪哲学神学家所要求的无私顺服。人文主义鼓励对人类潜能的探索和人性的表达，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以及一切艺术形式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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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向奥斯曼土耳其人投降，而东方的基督徒大规模西迁是欧洲再次觉醒的重要因素。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翻译机构已经拥有译自阿拉伯语的拉丁文作品，但是拜占庭人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手稿来到意大利城邦之时，正值谷登堡完善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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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一群工匠离开了君士坦丁堡，逃往威尼斯。威尼斯人以其先进的船舶技术、贸易网络、会计系统和丰富的银行知识，成为拜占庭的主要权力掮客已经几十年了。驶向威尼斯的艺术家和技师中有一队玻璃工匠，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彩色玻璃的制作自古罗马就已经存在，但是拜占庭的工匠们将制作工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彩色玻璃作为一种新奢侈品进入人们的生活。然而，在水城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因动辄“失火累及邻里”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7] 于是他们跨过潟湖，搬至穆拉诺岛上。一个创新中心就此形成，而“玻璃之岛”也成为该工艺的完美典范，至今仍然是精美玻璃制品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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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约翰逊在描述这一巨大突破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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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诺的玻璃工匠安杰洛·巴罗维尔（Angelo Barovier）用不同的化学成分进行试验，历经多年，几经失败。最终他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烬，然后把它们加到熔融玻璃中。混合物冷却之后形成了一种透明度极高的玻璃。由于它就像是最透明清澈的石英晶体，巴罗维尔将其称为水晶玻璃（cristallo）。这就是现代玻璃的诞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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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现代透明玻璃的制成使多项关键的创新得以实现，这些创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并定义了文艺复兴的开始。透明玻璃被偶然制造出来，紧接着镜子和曲面玻璃也（几乎）偶然地被制造出来，镜子和小曲面透镜的问世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彻底颠覆医学和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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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已经发现了制作水晶玻璃的技术，那么下一个主要的挑战便是制作更大的玻璃平面，考虑到玻璃制作一开始总是吹制玻璃泡，而玻璃泡必须在冷却时迅速变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进一步研制玻璃的实验中，有一些来自远方的基础材料帮助生产出最优质的玻璃，包括来自埃及的草本植物和来自地中海贸易伙伴的沙子。为了制造出更大的平面玻璃板，他们改进了方法，先将玻璃吹制成圆柱体，再纵向切割熔融玻璃并将其放平。早期镜子的制作采用在冷却中的玻璃的背面贴银薄片的技术，但是玻璃和金属的收缩系数不同会导致玻璃破裂。穆拉诺人发明了一种含有汞和锡的合金，它使玻璃不易碎裂，并形成光泽饱满、高反射度的表面。[9] 镜子尽管仍然属于奢侈商品，但是已经得到普及，在文艺复兴早期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人最私密的一层的揭示，在镜子出现之前，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清楚地见过自己的面容，只能在水池或者抛光金属的表面看到破碎而扭曲的大致模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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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5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发展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颠覆性变革奠定了基础。在这几十年中，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在德意志的修道院被发现，透明水晶玻璃和高级镜子在威尼斯制成，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并导致古希腊手稿流往意大利，活字印刷机问世。一般认为“个人主义”诞生于公元1500年，[11] 精制镜子和首批自画像在同一时期出现也绝非偶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自我意识、内省、与镜像对话是与新客体一起发展出来的。”[12] 人类第一次能够看到他自己，当人本身成为注意的焦点，财产权和法律惯例开始围绕着个体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围绕家庭、部落、城市或王国等集体单位展开。[13] 15世纪中叶新出现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促使精英奇才凝视自己的内在，去探索思想的动机和人的躯体，或以哥伦布式的说法，去“发现”人体的构造。随着黑暗时代渐行渐远，我们的内在思想和身体构造变成当时探索的沃土。将目光聚在人体上的勘测者们，对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新大陆”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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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50年，即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时代，人体解剖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衰落预示了医学院的消亡，而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中心。公元前30年，亚历山大里亚被纳入罗马帝国后，帝国进一步编纂了反对人体解剖的法典，于是人体解剖在法令和大众宗教情感上都遭到反对。[1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盖伦成为不容置疑的解剖学权威，即使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人类尸体的解剖或者尸检。他的调查研究以动物为基础，包括农场动物和地中海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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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世纪，人体解剖禁令在穆斯林担任知识领袖的时代也一直持续着，只有零散的一些原创性解剖研究。“伊斯兰的解剖知识只是给盖伦穿上了穆斯林的外衣”，[15] 而伟大的阿拉伯翻译家们仅仅重述了盖伦的主张。有一种令人好奇的观点认为，为了方便将死在遥远东方的十字军士兵运回家乡，人们会将尸体肢解后蒸煮，再将骨骼清理干净，而这一行为可能为人体解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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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平宁半岛，学习医学的兴趣再次被点燃，首先在萨勒诺，之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使年轻的研究者无视1299年卜尼法斯八世的禁令进行了首次人体解剖。禁令“并非针对人体解剖，而是禁止蒸煮那些客死他乡之人的尸体［以便回乡安葬］……尽管教皇从未颁布过任何专门反对解剖尸体的声明，但是似乎有某些过于狂热的地方教会神职人员有意无意地反对解剖实践”。[16] 认为教会禁止解剖是错误的想法；讽刺的是，这些禁令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异教徒颁布的，其效力一直持续到14世纪，而正是他们的意大利后代最有力地挑战并推翻了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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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医生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 Luzzi）成为中世纪第一个重要的解剖学家。他于1316年出版了经典著作《解剖学》，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解剖学的现代书籍。蒙迪诺看似十分倚重盖伦的论著，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显然是以他自己的解剖学实践为基础的。《解剖学》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它将指导此后200年的解剖学家，并点燃整个欧洲的医学求知欲。博洛尼亚大学由此成为解剖实践和人体研究复兴的第一故乡，[17] 这次复兴在14世纪很快就延伸到帕多瓦、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到了1501年，又传播到锡耶纳、佩鲁贾、热那亚和比萨。这里要再次强调，尽管14—15世纪天主教会充满罪恶，但是它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禁止人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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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知识崛起、人文主义的自我认识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出现绝非偶然。在16世纪早期，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丢勒和提香同时出现，他们互相竞争，偶尔也有合作。1502年，贾科莫·贝伦加里奥（Giacomo Berengario）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学外科学和解剖学系主任，接了蒙迪诺的班。他编写过一部近千页的巨著《蒙迪诺评注》（Commentaria ，1521年出版），也只有印刷革命才使其成为可能。贝伦加里奥是第一位“没有一直受制于盖伦或穆斯林学者等早期权威观点”[18] 的医生，他相当相信自己对人体及其功能的看法。重要的是，他对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拥有拉斐尔的名画《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 ）。《蒙迪诺评注》尽管还很粗糙，却是第一部整合了文字和插图的解剖学书籍，贝伦加里奥也被称为“第一位较好地认识到解剖插图真正意义的解剖学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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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科手术还局限于脓肿切开、给战场伤员做初步检伤分类以及应急处置，但整体趋势是人们对身体运作方式的理解日益加深。随着印刷术的改进、木刻版画的完善以及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一位年轻的解剖学家兼外科医生撰写出史上罕有的伟大著作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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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年，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生。他出生在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家庭，父亲安德里斯是御用药剂师，而祖父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御医。在那个王室成员经常出行的时代，王室车队的行进使维萨里的父亲很少在家。维萨里受益于精英教育，先是在布鲁塞尔，少年时又去了附近的鲁汶。在鲁汶大学的城堡学院（Castle School），十几岁的维萨里学习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内的哲学和艺术，并精通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文。出身于医学世家的维萨里选择了医学院并不奇怪。1533年，他踏上了前往巴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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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就读于巴黎的医学院，期望自己能在四年内获得学位。现在看来，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需要四个学年的学习似乎有些奇特。现代外科医生可能会问，他们在学什么？这个专业课程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那时没有显微镜等仪器，也没有生理学（研究人体动态功能）、病理学（研究器官和细胞疾病）等概念，微生物学（研究细菌和病毒）还完全没有出现，而外科手术仍然非常原始，今天我们在加里曼丹岛保留着石器时代生活的村庄里还能见到这类外科手术。我们只能推测，当时的医学院学习盖伦的医术和古希腊医学，其中充满了哲学思想和谬误。维萨里在巴黎学习了三年，但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前被迫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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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来到被称为“光之城”的巴黎之前，那里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还在为获得社会声望和认可争论不休。根深蒂固的人体解剖禁令使医生对任何解剖学研究都毫无兴趣。因为解剖学研究与外科手术紧密相关，所以内科医生完全没有动力去严肃认真地研究人体，当然更不会去碰尸体。现代读者可能会认为，如今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不论他们专攻于哪个领域，一开始都是同一所医学院的同学。但是在中世纪，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并不在一起学习受训。外科医生会由医学专业的老师单独教导；而理发师的学习则远低于这个水平，他们没有学过拉丁文，当然也没有学过希腊语，只能偶尔从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指导中学到少许。理发师最早聚集于修道院周围，他们会为中世纪进入修道院的教士削发。而在过去一千年中，理发师逐渐成为理发、剃须和希波克拉底式放血疗法的操刀专家。在1540—1745年的英国，理发师跟外科医生不分彼此。最终理发师成为专门负责剃须和理发的群体。只有理发店门前的条纹彩柱提醒我们，他们以前还有个工作是给顾客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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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世纪的教士对教区居民实行控制一样，“拉丁文的使用沿袭了古老的权力与控制传统……掌握拉丁文便拥有了开启奥秘之门的钥匙”。[20] 在多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巴黎终于在1516年就医疗体系的等级问题达成了协议——内科医生继续高高在上，而外科医生接受了位居其下。巴黎人并不愿效仿领先的博洛尼亚人和帕多瓦人，没有像他们那样卷起袖子，亲自解剖和研究，法国内科医生拒绝接触尸体，他们稳居宝座，居高临下地讲课，而外科医生则从旁进行实际的解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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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时，外科已在意大利城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北部国家，外科医生得到的尊重远不及内科医生。他们的公会（相当于现在的工会）由外科医师和理发师共同组成，严格设立会员准入的规矩和标准。“理发兼外科”的技艺看起来更像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手术”，仅限于最基本的创伤稳定化处理，包括骨折、刀剑伤口以及因为从中国引入火药而出现的新型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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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和15世纪的欧洲战场见证了火药的巨大威力，而来自枪炮的“爆炸伤”似乎比以往所见过的任何外伤都严重得多。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1510—1590年）作为一名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的儿子，从未上过正规的医学院，却成为四位法国君主的御用外科医生。法国第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帕雷彻底改变了战争创伤的治疗方法，并通过其著作（以法语写成，而非拉丁文）成为一位颇富影响力的人物。文艺复兴早期的内科医生发现他们对严重枪伤患者束手无策，那些伤口比人类曾经面对过的任何创伤都要复杂。于是，这些患者就留给了理发师或外科医生。而且在牛顿时代之前，人们很难理解是火药推动弹片所产生的能量 而非碎片中的某种“毒药”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教皇尤里乌二世的外科医生乔瓦尼·达·维戈（Giovanni da Vigo，1450—1525年）在他1514年和1517年出版的著作中，推测枪伤是一种“由火药引起的中毒”，应该模仿角斗士受伤时所使用的古老疗法，用沸油烧灼，以毒攻毒。我们可以想象，沸油烧灼可以止血，于是误导创伤专家断言治疗有效；但实际上，这只能扩大“损伤区域”并造成更严重的创伤。不幸的是，维戈的观点影响面很大，导致战地外科医生们乖乖地在这些爆炸伤口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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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75年出版的《帕雷全集》（Oeuvres ）中，帕雷简明地描述了自己在1536年都灵战役期间所遭遇的危机。在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之后，深夜时分，帕雷的沸油已经耗尽。他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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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没有油了，被迫使用一种由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制成的助消化药为伤员疗伤。那个夜晚，我辗转难眠，心想那些没有得到沸油烧灼的伤员将会中毒身亡。这想法督促我天一亮就去探望他们。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敷了助消化药的伤员的伤口没有红肿或发炎，基本不疼，所以他们整晚休息得很好。而另一些使用了沸油烧灼疗法的伤员却发着烧，同时伤口周围红肿，剧痛无比。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用如此残酷的烧灼疗法去治疗那些受了枪伤的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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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雷偶然发现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无意中进行了一次对照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与当时固若金汤的学术权威背道而驰。帕雷将对早期的外科手术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他还提倡结扎（缝合）血管，在截肢后使用假肢，他还改善了产妇分娩的处理方法。书籍印刷技术的适时出现则为帕雷著作的出版送上了有利的条件；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还会反复看到的那样，战争为医学的进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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